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

皇帝陛下：臣广知陛下神零，欧博覆盖万民，哀怜老小，受王杖、承诏。臣广未

常有罪耐司寇以上。广对乡吏趣未辨，广对质，衣强吏前。乡吏

大不敬重父母所致也，郡国易然。臣广愿归王杖，没入为官奴

臣广昧死再拜以闻

皇帝陛下

制曰：问何乡吏，论弃市，毋须时；广受杖如故。

元延元年正月壬申下[11]

此简册中的“皇帝”与“制曰”，皆顶格书写，高于其余文字2—2.5厘米，反映了汉代官文书的抬头制度。“制曰”是皇帝批答的标志，其前是平民向皇帝诉冤的上章，其后是皇帝的批答，三者共同构成了诏书。武威出土的这一简牍文书，价值很大，为我们探究章的功能及其使用者的身份，提供了重要参考。

《独断》记载奏的格式，说：“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则新莽和东汉时期奏的起首皆有“稽首言”一语。《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尚书台给灵帝的上奏，曰：“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则坤，动合阴阳。……今月吉日，以宋贵人为皇后，应期正位，群生兆庶莫不式舞。……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臣嚣、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暗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12]这是尚书台按照朝廷立皇后的惯例，请皇帝批准有司上礼仪的奏疏。《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所载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上于冲帝的奏，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臣请鲁相为孔子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王家钱，给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13]这是二府报请皇帝批准其所办理郡国奏事的奏疏。两份奏疏皆格式完整，内容具足，可与章的格式相比对。

西汉的奏，起首则有“昧死言”一语。《史记•三王世家》、《汉书•高祖纪下》、《刑法志》、《晁错传》及《霍光传》等处，都有较完整的例文。出土汉简中亦不乏奏文，可惜大多是残篇。如《合校》214•33A“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调昧死言：守受簿承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籴，为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14]《新简》EPT50·190“御史大夫臣光昧死言：臣光前□”[15]等。这些残存的奏文本应属于诏书的一部分，极有可能与那些题曰“制曰可”的孤简本为一编。汉简中完整的奏文，见于居延出土的《元康五年诏书册》与《永始三年诏书册》，这里列其后者：

丞相方进、御史臣光昧死言：

明诏哀闵元元，臣方进、御史臣光。往秋郡被霜，冬无大雪，不利宿麦，恐民□

调有余，给不足，不民所疾苦也，可以便安百姓者，问计长吏守丞，条□

臣光奉职无状，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方进、臣光前对问上计弘农太守丞□

令堪对曰：富民多出田出贷□□□□

郡国九谷最少，可豫稍为调给，立、辅预言民所疾苦可以便□

弘农太守立、山阳行太守事湖陵□□上行太守事

来去城郭，流亡离本逐末浮食者浸□

与县官并税以成家致富，开并兼之路伤家□

治民之道宜务兴本，广农桑□□□□

来出贷或取以贾贩，愚者苟得□□□

言预可许。臣请除贷钱它物律，诏书到，县道官得□□□□

县官还息与贷者，皇冠它不可许，它别奏。臣方进、臣光愚戆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制：可

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戊辰

下当用者。[16]

“制：”以上就是丞相、御史大夫的上奏，皇帝批答“可”即形成诏书，可下发有司执行。奏用于请求皇帝批准的功能，这里有典型的反映。

比较可知，章与奏的格式，区别有二。其一，章起首称“上书”而奏不称。《独断》叙及奏的格式，说“但言”云云，用意正在乎此。其二，章首尾皆言“皇帝陛下”而奏不言。明确这点，颇有助于复原离散的简牍文书。格式的差异，并非毫无意义。言不言“上书”，称不称“皇帝陛下”，反映出使用者的身份，有尊卑远近之别。

前面提到的几个章文，上章者既有高官，也有平民，甚至还有刑徒，可知章的使用，没有身份上的限制。《续汉书•百官志二》载公车司马令的职掌，说：“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17]言尚书左丞的职掌，曰：“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18]“章”系于“吏民”之下，也反映了这个特征。由于奏、表、议的使用者，皆限于官员而已，可知章是汉代应用很广泛的上行文书，乃沟通皇帝与平民的重要媒介。

关于章的功能，《独断》说得很简略，仅曰“谢恩、陈事”。学界大多注重其谢恩的作用，而并未探究其陈事功能。谢恩往往流于形式，无关宏旨，陈事则不同，可能与国家大政息息相关。应该说，陈事才是章的主要功能。那么，“陈事”具体何指，包括哪些内容呢？由于平民上于皇帝的文书，只能是章，故我们以吏民上章为基点，大致可以弄清这个问题。

整体说来，章的陈事功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吏民上章向皇帝建言献策。《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事，自炫鬻者以千数。”[19]可知武帝时期士人上章议政之盛。又如《张禹传》载：“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20]又如《王莽传》载，元后为平帝选皇后，“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21]皆建议择立王莽女为后。再如《后汉书•杨震传》载：“有河间男子诣阙上疏，指陈得失。”[22]以上都是吏民上章建言的史例。两汉书中常见“（吏民）上书言得失”、“上书言世务”或“上书言便宜”云云，多指吏民上章向皇帝建言献策。庶民可议政，这是汉政的一大特色。

其二，吏民上章向皇帝检举告发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或者反映其他重要情况。吏民告发诸侯王，属于汉代常见的政治现象，史例颇多，此处不赘。这里仅说吏民上章告发地方官吏的情形。《汉书•王嘉传》载，丞相王嘉上疏哀帝曰：“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叛离之心。”[23]颇可见西汉后期，吏民上章检举郡守之风颇盛。

其三，吏民上章向皇帝诉讼冤屈。前举《王杖诏书令》中的平民上章，就是典型的例子。《汉书•于定国传》载，宣帝初即位，责问丞相、御史大夫“民多冤结，州郡不理，DG游戏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云云。[24]《潜夫论•爱日篇》载，东汉明帝勤政爱民，取消了公车反支日不受吏民上章的旧规，曾言：“民既远来诣阙，而复使避反支，则又夺其日而冤之也。”[25]可见，诣阙上诉实为汉代吏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其四，吏民上章恳请皇帝准许其私人心愿。前面曾提及的蔡邕《戍边上章》，即属其例。蔡邕本已被判处“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26]由于他很想回京续成汉志，故上章恳请皇帝施恩准许。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缇萦救父，也属于这种情形。《汉书•刑法志》载：“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缇萦“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使得自新。’”[27]此即恳请文帝准许其为父赎罪的心愿。

吏民上章所陈之事，大抵就是这些内容。官员上章所陈之事，自可类推，亦当不外乎这四种：建言献策、检举官吏、诉讼冤屈和陈说心愿。前举大司马霍去病的上章，旨在建议武帝封诸子为王，即属例证。

奏的功能，《独断》说得比较明确，谓“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即指奏用于请求皇帝的批准及指示，或向皇帝报告司法案件。有司遵照行政惯例向皇帝报批有关事宜，其所用文书，论其形式，皆属于奏。这里举两类史例。汉代新帝继位，有司例须上先帝庙号。《后汉书•章帝纪》：“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宜尊庙号曰显宗，其四时禘祫，……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制曰：‘可。’”[28]《和帝纪》：“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鸿业，……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制曰：‘可。’”[29]这是有司上奏报批、皇帝画可的典型事例。又如西汉丞相无所不统，国家大政倘有缺失，他有职权奏请施行救弊之法。《汉书•武帝纪》：“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30]《朱博传》载，丞相翟方进与大司空何武上奏以为“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31]奏可。丞相奏请，皇帝画可，这是西汉很典型的行政模式。不待赘言，奏无疑是汉代政务运行中最常见、最重要的奏事文书。

从奏的功能以及前举例文即可看出，奏限于官员使用，且以“京师官”为主。我们已经知道，官员陈事亦可用章，由此就有个问题：官员使用章和奏，性质上有无区别？

从形式看，章与奏都是以个人名义上给皇帝的，但实质上，奏是以个人代表官僚机构，章则纯属个人。官员上章建言，所言之事一般不在其职责范围内。如大司马霍去病上章建议武帝封诸子为王，章中明言：“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32]可知章所陈言，仅是官员个人的建议，而非其履行职权的请示。同时，大臣让封、求退，也是用章。《后汉书•陈蕃传》载，灵帝即位，窦太后下诏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陈蕃上疏让封，“窦太后不许，蕃复固让，章前后十上，欧博注册竟不受封。”[33]这是上章让封的史例。《汉书•马宫传》载元后诏书，其言：“太师大司徒扶德侯上书言：‘……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下君章有司。”[34]足证大臣求退所用文书，形式上属于章。因此，准确说来，章是官民个人上给皇帝的文书，而奏属于官僚机构上给皇帝的公文，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两汉书之中，经常言“有司奏”、“有司奏曰”、“有司奏请”云云，系“奏”于“有司”之下，可见这种区分是客观存在的。奏是有司用于向皇帝请求批准或指示的公文。

汉代的各级官僚机构基本是通过个人开府的方式组建的，长官与其所统领的官府，职能一般相互重合。有别于隋唐时期官僚机构与其长官之间权责分明，政府组织处于全面机构化的阶段，汉代政府的这种组织形态，仍显得较为原始。不过，这并不表明两汉时期，官府与其长官之间毫无区别，也不意味着长官奏事即属其所统官府奏事。从章和奏的应用来看，汉代的各级官僚机构与其长官之间，区别其实是较为清楚的。官僚机构奏事与长官个人奏事，虽然皆以个人名义，采用的却是性质和形态均不相同的两种文书。从公文形态的历史发展来看，汉代有司用来奏事的“奏”，与南北朝时期的“奏案”、隋唐时期的“奏抄”，性质相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同的是，后两者皆以官僚机构的名义上奏。这种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政府组织形态的发展。

章和奏的上达办法，《独断》也有提及。其言“章”，乃“诣阙通者也”。此处所谓的“阙”，西汉指皇宫北司马门，东汉指皇宫南司马门。司马门设有公车署，专门负责接收吏民上书。《续汉书•百官志二》载：“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可援以为证。关于“奏”，《独断》言“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由于“公府”与“公卿”相重，故必有衍文。据《独断》“公卿、侍中、尚书衣帛而朝，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不为朝臣”，公府与校尉应有区别，故“公卿”当衍。据此可知，公卿上奏应交付御史台，校尉等官上奏则应交付谒者台。《续汉书•百官志二》载：“谒者，……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35]又载：“侍御史，……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36]其所谓“事”，皆指文书。这正与《独断》所言相合。有学者认为奏应先交付公车，然后才能送抵谒者台和御史台。[37]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续汉书•百官志》区分得很清楚，公车司马令掌“吏民上章”，侍御史“受公卿群吏奏事”，“受”就是收受。公车署在皇宫宫门，宫门以内，距皇帝日常办公的听政殿，由内而外依次为：谒者台、御史台、尚书台。公卿为重要朝臣，有进入皇宫的资格，奏又是维持日常行政的重要奏事文书，旨在请求皇帝的批准或指示，故不可能将其交付公车。实质上，奏事文书的上达途径与其重要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章只能交付位于宫门的公车署，而奏须交付宫内的办事机构，是由章、奏两者各自的性质决定的。

二 制书的体例与功能

汉代的诏令文书共有四种：策书、制书、诏书和戒敕。策书一般用于封授诸侯王、三公，戒敕用于告诫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两者的功能都比较清楚。至于制书，《独断》仅言“帝者制度之命”而已，其功能具体为何，目前学界尚未有准确、全面的认识，甚至还经常出现混淆制书与诏书的谬误。究其因，关键就在于没有弄清制书的体例。其实，只要明确体例，制书的功能是较易探明的。

关于制书的起首格式，《独断》言：“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续汉书•礼仪志上》：“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欧博代理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38]此即属其例。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制诏三公”，应该仅是东汉重要制书的起首语。一方面，西汉制书不可能以“制诏三公”起首，因为三公之制到东汉初期才真正确立。西汉成帝绥和改制以前，丞相权力最大，三公实为泛指；[39]即使绥和改制之后，三公之间的权力依旧不平等，三公之制仍未真正施行。另一方面，“赦令、赎令之属”，皆为面向全国发布的制书，它并不能涵括制书的所有种类。

汉代制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全国发布的，另一类下达给特定官僚机构的。先说后者。此类制书的起首格式一般为“制诏+具体命令的职官”。《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神爵年间下达给太常的诏令，曰：“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40]《后汉书•江革传》载汉章帝因赞赏江革孝行，向齐国相下诏令曰：“制诏齐相：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榖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41]两者都属于制书。又，《流沙坠简•屯戍丛残•簿书类》第一、二号简曰：“制诏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发酒泉郡，其假□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太守，察地刑，依险阻……。”[42]王国维指出“此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43]判断很恰当。此类制书命令的对象，一般是将军、九卿、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皇帝向京师属官、佐官及地方的县、令、长等主动下诏令，是不用制书的。

面向全国发布的制书，其起首语是固定的。东汉的此类制书，据《独断》所载，起首语为“制诏三公”。而西汉的此类制书，应该是以“制诏御史”或“制诏丞相御史”起首的。

《汉旧仪》：“日食，即日下赦曰：‘制诏御史：其赦天下自殊死以下。’”[44]可见西汉的“赦令、赎令之属”是以“制诏御史”起首的。《史记•孝武本纪》：“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此制书正是赦令。由此可知，“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起首语。西汉之所以用“制诏御史”引领重要制书，似与诏令由侍御史拟制并由御史大夫颁下有一定关系。《史记•三王世家》载武帝元狩元年（前117）封三王，其诏令的下达程式为：“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45]又据居延出土的两枚汉简：

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丙吉下丞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46]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47]

据大庭修先生考证，两简应该是前后连续的。[48]故西汉向全国下达诏令的一般程式是：御史大夫——丞相——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御史大夫掌颁下诏令之职。御史大夫即负责颁下诏令，面向全国发布的制书以“制诏御史”起首，也就很自然了。

又据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津关令》，有条汉初法令曰：“制诏相国御史：诸不幸死，家在关外者，关发索之，不宜，其令勿索，具为令。”[49]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有宣帝所颁布的法令，曰：“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朕甚哀老小。高年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詈骂殴之者，比逆不道。”[50]法令自然属于“帝者制度之命”，这两条法令无疑都属于制书。显然，西汉的重要制书也会以“制诏丞相御史”起首。这是因为丞相、御史大夫是西汉百官总率。东汉之“制诏三公”其实就是对西汉“制诏丞相御史”的继承。

制书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全国发布的制书的功能，由此也就能明确了。详细考察起来，汉代的制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立法；二，布政；三，宣布对高官（贵爵）的任免（封除）。

制书颁布法令。这在出土汉简中有较多的例子，前面已有列举，这里再稍作补充。《二年律令•津关令》曰：“制诏御史：其令扜（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官，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51]又曰：“制诏御史：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籍器，饰及所服者不用此令。”[52]这是汉初的两条法令。武威磨咀子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都是西汉尊老的法令，其中由制书颁布者，共有四条。前面已提及一条，其余三条，都以“制诏御史”起首。《王杖十简》：“制诏御史：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侮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53]这是汉成帝颁布的法令。《王杖诏书令》：

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杀伤人，毋告劾，它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

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复 人有养谨者扶持，明著令。 兰台令第卅二。[54]

又曰：

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

弃市。 令在兰台第卌三。[55]

简中说“明著令”、“兰台令”、“令在兰台”，两份制书是法令无疑。根据上列汉简，我们很直观地看到，制书可用来颁布法令。

制书发布重要政令。凡布告天下的政令，如大赦、改元、大赏、普赐民爵等，都要用制书来宣布。这点《独断》已经提及，我们前面也举了例子。如《史记•孝武本纪》：“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再如《汉书·李寻传》所载哀帝改元的制书：“制诏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56]这一改元制书明确言及“布告天下”云云。文帝宣布与匈奴和亲的制书，其末也说“布告天下，使明知之”。[57]足证汉代凡布告天下的诏令，一般都属于制书。

汉帝国的重大政策，也要用制书发布。《汉书·郊祀志》载高祖制书：“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零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58]这颁布的是关于郊祀制度的重大措施。《刑法志》载，高祖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59]这是用制书来发布重大司法政策。再如武帝处理诸侯王问题的推恩令，其文曰：“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60]这亦属于制书。可知汉帝国颁布重大政策，一般用的是制书。

制书宣布对高官的任免。任免三公、九卿、京师近臣、郡国守相，都用制书来宣布命令。用制书来宣布对三公的任免，我们在辨析策书功能时将有考论，此处不赘。宣布对九卿、京师近臣的任免，要用制书，这有史例可征。《汉书·张敞传》：“制诏御史：其以胶东相敞守京兆尹。”[61]《诸葛丰传》：“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62]两例可作佐证。又，据《汉书·黄霸传》“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63]可知宣布对郡国守相的任免，亦用制书。

制书宣布对贵爵的封赐。汉代封列侯、赐关内侯，会用制书来发布命令。《汉书·萧何传》景帝制书：“制诏御史：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其以武阳县户二千封何孙嘉为列侯。”[64]《外戚传》宣帝制书：“制诏御史：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封舅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食邑各六千户。”[65]《丙吉传》成帝制书：“制诏丞相御史：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昌为博阳侯，奉吉后。”[66]以上三者都是制书宣布封列侯的史例。又，《萧望之传》所载元帝制书曰：“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67]这是制书宣布赐关内侯。

此外，皇帝公开嘉奖官员，也用制书。《汉书·王尊传》载元帝制书：“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68]此制书就是嘉奖令。

综括可知，汉代皇帝下达命令，凡涉及重大事宜，一般都是用制书的。以前我们对制书的功能了解不多，所以没能准确把握其重要性。现在看来，《独断》所谓“帝者制度之命也”，其言非虚。制书应该是汉代最为重要的皇帝命令文书。

注释：

[1] 王国维：《流沙坠简后序》、《敦煌所出汉简跋（十四首）》，《观堂集林》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4—863页。

[2] 相关著作择要有：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劳榦：《居延汉简汉简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六》，1975年；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5—287页，第502—541页；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6年；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日]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鲁惟一著，于振波、车今花译：《汉代行政记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日]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0—48页。相关论文择要有：初仕宾：《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1980年第2期；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日]森鹿三著，姜镇庆译：《关于令史弘的文书》，《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1—38页：[英]鲁惟一著，张书生译：《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第245—261页；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书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1页；薛英群：《汉代官文书考略》，《汉简研究论文集》，第258—297页；[日]大庭修：《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考略》，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3—135页；李均明：《简牍文书“刺”考述》，《文物》1992年第9期；李均明：《简牍文书“致”考述》，《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李均明：《汉简遣书考述》，《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何双全：《居延甲渠候官简牍文书分类与文档制度》，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87页；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马怡：《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文史》2004年第4期；卜宪群：《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文史哲》2007年第6期。

[3] 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38—42页，第161—183页；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王允亮：《论西汉奏议的形态和运作》，《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裴燕生主编：《历史文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36页；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4] 刘后滨指出：“蔡邕记载的公文形态已经是一套相当发达的文书系统，不同政务文书的申奏与批复，各有固定的书写程式。不过。由于现有记载的简略和出土材料的缺乏，还很难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有学者如汪桂海等在这方面开始努力。其中还透露出京师官、公府、公卿校尉、将大夫以下至吏民等不同的上书者身份，但是否因奏事者身份不同而是用不同的陈事文书，这一点还不是很明确。”参见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 [汉]蔡邕：《独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独断》，如无特别说明，皆据四库本。

[6]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4—787页。

[7] [汉]蔡邕：《蔡中郎集》卷二《上汉书十志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117、118，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9]《汉书》卷九五《南粤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851—3852页。

[10]《史记》卷六○《三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2105页。

[11] 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论文集》，第36—37页。按，此章并不完整，“乡吏”之下、“大不敬”之前缺佚一简。

[12]《续汉书•礼仪志中》“拜诸侯王公之仪”条刘昭注引，《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3121页。

[13] [宋]洪适：《隶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1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下简称《合校》。

[15]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以下简称《新简》。

[16] 张俊民：《简牍文书所见“长安”资料辑考》，简帛网?id=757，2007年12月8日。此文为张先生参加“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

[17]《续汉书•百官志二》，《后汉书》，第3579页。

[18]《续汉书•百官志三》，《后汉书》，第3597页。

[19]《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1页。

[20]《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51页。

[2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51—4052页。

[22]《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第1766页。

[23]《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490页。

[24]《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第3043页。

[25]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四《爱日》，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1页。

[26]《后汉书》卷六○下《蔡邕列传下》，第2002页。

[27]《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097、1098页。

[28]《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30、131页。

[29]《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67页。

[30]《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6页。

[31]《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第3406页。

[32]《史记》卷六○《三王世家》，第2105页。

[33]《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2169页。

[34]《汉书》卷八一《马宫传》，第3365页。

[35]《续汉书•百官志二》，《后汉书》，第3578页。

[36]《续汉书•百官志三》，《后汉书》，第3599页。

[37]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172页。

[38]《续汉书•礼仪志上》，《后汉书》，第3102页。

[39]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4页。

[40]《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41]《后汉书》卷三九《江革传》，第1303页。

[42]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页。

[43] 王国维：《敦煌所出汉简跋一》，《观堂集林》卷十四，第841页。

[44]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页。

[45]《史记》卷六○《三王世家》，第2111页。按，劳干认为“郡太守”前的“下”字属于衍文，其言甚是。参见劳榦《居延汉简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之四十。

[46]《合校》10•33。

[47]《合校》10•30。

[48] [日]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93—212页。

[49]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50] 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6期。

[5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83页。

[5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84页。

[53] 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6期。

[54] 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第35—37页。

[55] 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第35—37页。

[56]《汉书》卷七五《李寻传》，第3193页。

[5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64页。

[58]《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11页。

[59]《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106页。

[60]《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第427页。

[61]《汉书》卷七六《张敞传》，第3221页。

[62]《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第3251页。

[63]《汉书》卷八九《黄霸传》，第3629页。

[64]《汉书》卷三九《萧何传》，第2013页。

[65]《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63页。

[66]《汉书》卷七四《丙吉传》，第3150页。

[67]《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