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近世兴起的一种全新职业，皇冠也是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尽管“记者”一词“古已有之”，现代“记者”在中国的再生与演变却经历了相当长的历程，不仅与新闻业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而且还蕴含着“记者”与时代社会的多重互动。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记者词汇史的讨论，相对忽视了现代记者生成的社会史考察。[1]鉴于此，本文尝试将现代“记者”置于晚清民初社会文化的特定语境中进行考察，通过对时代变迁、行业发展与职业实践等多重因素的挖掘，力图呈现现代记者生成与演变的复杂历程。

一、报界的跨国互动与现代“记者”的早期使用

晚清以降，伴随着现代新闻业在中国兴起，“新闻记者”作为一种职业由国外传入中国。张静庐就曾指出，“新闻记者的发源地还是在外国”[2]。事实上，现代“记者”逐渐传入中国，与日本报界的影响不无关系，亦是中日两国报界长期互动交流的结果。资料显示，日本的某些新闻纸在明治时期以前就已使用过“记者”一词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称谓。20世纪初出版的《明治事物起原》一书就指出，1868年出版的《内外新报》《江湖新闻》等报刊中就出现了将新闻纸编辑称作“记者”的情况。[3]此说为日本学者斋藤毅沿用，认为福地源一郎主办的《江湖新闻》是日本最先明确使用“新闻记者”一词的报纸。[4]

1860年代，福地曾作为幕府使团成员两次前往欧洲访问，期间不仅考察了西方国家报馆的组织体系，而且访晤了报馆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报纸传递信息之迅速印象深刻，并对此产生了欣羡之情。此后，福地创办《江湖新闻》，在日本早期新闻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福地等人的示范效应对“记者”称谓的形成无疑具有推动作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报刊对“记者”的使用已比较频繁。到1880年代，“记者”和“新闻记者”不仅频繁出现在新闻书籍中，而且以之命名的书籍也逐渐增多。[6]由此可见，1860年代末，现代“记者”被日本创制后在报界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使用与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境内发行的报纸就非常关注日本报纸的各种新闻动态。例如，1872年《申报》创刊后就开始零星摘译直接或间接来自日本报纸的各种新闻，1874年《申报》在记载《东洋近事》的新闻中还使用了“日本来信”之说。[7]此后这种摘译的新闻已经达到相当数量。19世纪80年代初，《申报》还在日本东京、横滨、长崎等地招请访员负责新闻采集。[8]受此影响，这时的《申报》已经开始尝试用新的表述指涉报刊从业者。例如，1880年3月9日，该报在记载中称报刊从业者为“新闻记事之人”[9]。1887年7月3日，该报转译日本的新闻时，又出现“新闻馆记事者”这样的表述。[10]

随着《申报》与日本新闻界的密切互动，现代“记者”至迟于1890年即已在该报出现。1890年3月3日，《申报》记载：“复有直言相告者，敬阅报而知其奸状，设法禁除，则记者虽不敢自居笔墨之功，而斯民已阴受官宪之祸矣。”[11]文中“记者”强调“不敢自居笔墨之功”，事实上就是报馆中职司编务的“秉笔之士”。此后，《申报》已经开始零星使用现代“记者”一词。例如，1893年7月28日，该报在描述日本东京的一次宴会场景时，就有“东京各日报社记者”这样的称谓。[12]这应是目前所见报刊上最早以他者身份公开使用现代“记者”的情况，可能意味着“记者”称谓已经初步具有了交互性，亦表明经过多年与日本报界的互动之后，现代“记者”称谓已经得到国内报界同人一定程度的接受。不仅如此，1894年7月间，日本《读卖新闻》记载“申报馆记者刘文藻”东渡日本之新闻。尽管《申报》馆专门“声明”该报并无其人，不过在援引日本新闻纸的说法时，仍使用了“申报馆记者”之表述”。[13]

然而，DG游戏需要指出的是，1895年之前现代“记者”在中国境内并不常用，甚至在1900年之前“记者”的使用也算不上频繁，“主笔”和“访员（访事）”仍是报刊从业者惯常的称谓。中国社会对“记者”的普遍使用还仰赖于20世纪最初几年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的积极推动。冯天瑜指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是日源汉字新语的积极传输者。”[1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不少人在国内已有过办报经历，像梁启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第5期介绍“明夷”来稿的“按语”中就多次自称“记者”，特别是文末的“本社记者识”更进一步表明身份。[15]此后诸如“记者附识”“本报记者”“记者案（按）”“记者曰”等表述频繁出现在该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报刊从业者对自身“记者”职业身份的认同。

由于《新民丛报》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该报遂“成为日后留学生刊物的仿效对象”[16]，这一“自称”似乎演变成了一种惯例，此后发刊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民报》等刊物也都纷纷使用“记者”一词，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记者”由日本向中国传播的壮阔图景。

除此之外，翻译日本的新闻学论著也成为传播现代“记者”的重要路径，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译著，让国人对“记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正因如此，有学者就认为1903年是“中国新闻界使用‘记者’一词的标志性年份”[17]。该书虽名为《新闻学》，不过却用了较大篇幅论述“记者”，不仅包括记者之分类，而且还包括记者之养成、执业、地位、报酬及使命。[18]可以说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报界传播了关于“记者”的相关知识。虽然在此过程中有声音认为“记者”并不能准确表述新闻从业者的内涵，但在此后各种称谓的演变与竞逐中，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称谓，还是作为新闻学的关键词汇，甚至大众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记者”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因此，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就已经将英文Gazetteer对译为“写新闻纸者”“新闻记者”“官报记者”，Journalist也对译为“新闻记者”“新闻主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记者”一词已经被普遍使用和接受。[19]由此可见，正是这一时期赴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记者”的广泛使用与传播，才最终推动“记者”由“本土新词”逐渐演变为公众生活中的关键词汇。可以说，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现代“记者”基本上完成了其在中国的“再生”历程，“记者”不仅为报界所普遍容纳和使用，也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可。

二、职业形象、传统认知与现代“记者”的在地化

现代“记者”在我国出现之前，中文报刊已经有了初步发展。虽然此时的报刊多由外人创办，但一些华人已经以各种形式参与甚至主持中文报刊的编辑工作，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指涉报刊从业者称谓的出现。整体来看，此时负责报刊新闻嵬集的人员多被习惯性的称之为友人、访员或访事，而负责报刊编辑的人员则被称为主笔。因此，现代“记者”传入中国之初，事实上形成了记者与主笔、访员等称谓并存的格局。20世纪之交，随着深受日本新学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提倡，“记者”作为本土新语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或概念工具，现代“记者”称谓的指涉对象与我们当今的理解相差甚大，而且受到了时代社会与职业自身的较大影响，反映出跨语境知识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在地化色彩。

首先，“记者”成为报与刊从业者的通称。现代“记者”初现中国之时，由于我国新闻业尚处在兴起时期，报与刊并未有明显的区分[20]，“记者”事实上是报纸与期刊从业者共同使用的称谓，各种期刊的主笔和编辑也纷纷以“记者”自称或互称。《浙江潮》编辑就多次使用“记者”以表明身份。例如，在记载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学生与该院院长交涉修改课程一事时就称：“至其课程之改良与否，记者未曾得悉，姑俟异日。”[21]创刊伊始的《东方杂志》编辑也在该杂志中多次以“记者”自称。例如，在一篇“时评”就提到：“记者尝游历青岛，睹德兵种种不法之行为，无不令人切齿。”[22]

不仅如此，社会大众还直接称呼期刊杂志的主笔或编辑为“××杂志记者”，欧博注册这在1914年创刊的《甲寅》杂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近乎于一种惯例。该杂志“通信”栏目中的很多文章都有“致甲寅杂志记者”这样的表述，并将杂志负责人称为“记者足下”。这种现象在民国初年的一些期刊杂志上并不鲜见，其后的《民彝》《太平洋》等杂志亦是如此。1918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围绕复辟问题的论辩中，还出现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这样醒目的标题。由此可见，在一些期刊杂志的互动中，彼此互称对方为“记者”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不仅显示了这些期刊杂志对“记者”称谓的认可，也表明社会大众开始逐渐认同这些主笔、编辑的“记者”身份。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1920年代，报与刊逐渐呈现分离状态，“记者”仍是一些期刊杂志编辑人员的自称或互称，甚至1940年代舒新城主编的《辞海》中还依然将“记者”界定为在“报章或杂志任记述、编纂之职者”[23]。

其次，访员这一群体被排斥在“记者”之外。我国早期的新闻机构不但规模小，而且内部设置也比较简单，报刊的编采工作基本未有明确区分，各报不仅没有采访部门的设置，甚至极少聘请专任的采访人员，新闻除了摘录外报之外，主要依靠访员提供。顾执中回忆自己初进《时报》的情形时就指出：“中国报社在此以前，几乎只有编辑，没有采访，几乎只有内勤记者，没有外勤记者”，直到1920年代，一些“经济比较有办法的报馆，始有在外采访消息的外勤记者”[24]。很显然，由于中国早期的报馆大多没有专职的采访人员，因此，在新闻来源上对于访员有着高度的依赖。对此，《申报》主笔陈冷曾言：“余谓做报最简单之规则，惟慎择可靠之访员。”[25]成舍我亦曾指出：“往岁在沪，沪上报纸，尚无所谓外勤记者，消息来源，都凭访事。”[26]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早期新闻事业发展中访员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即便随后各大报馆纷纷延聘外勤记者，再加上专门从事新闻采集的现代通讯社的兴起，访员在中国报界仍然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着的群体。[27]正如张静庐所言，在一些大报开始延聘专职的外勤记者时，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访员在新闻采访与供给方面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8]赵君豪也曾提及1920年代初新闻界的情形：“彼时新闻来源，泰半由普通访员供给。”[29]这事实上反映了上海新闻界的大致情形，也显示出访员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新闻业发展进程中较长时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然而，社会上对访员这一群体的评价与其角色似乎存在较大的反差。虽然访员阶层在我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访员群体大多并非报馆的专职人员，再加上这个群体“声名狼藉”的外在形象，社会上普遍轻视访员。陶菊隐在回忆自己的记者生涯时就指出：“在旧社会里，新闻记者经常受到歧视，称之为‘九流三教不入流之一流’，特别是担任采访的记者，竟有人视之为‘包打听’或造谣生事之徒。我跨进新闻界门槛的时候，就曾受过亲友长辈们的训斥：‘什么事情都好干，为什么偏要干这一行！’”[30]孙玉声也曾描述当时访员的大致情形：“大抵外埠访员，均熟悉当地衙署、广通声气之人，故应召者多就地士绅及末宦一流。惟每不露姓名，慎防为人所知，欧博代理致干未便。”[31]不仅如此，访员群体的素质也广受诟病。当时的业界中人普遍认为“各访员人格尤鲜高贵，所摭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32]。这种状况导致各报馆大多不愿意访员群体“戴用报馆之头衔，恐防发生枝节”[33]。

由于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初期，从事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都不遗余力地渲染新闻纸的作用与功能，特别是梁启超等人将从事此业的记者称作“第四种族”，建构起令人艳羡的外部形象，而传统访员阶层与之疏离的种种负面形象，实际上并不足以支撑记者这种新的角色与定位。因此，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百期纪念祝辞中虽然对报馆中主笔的作用推崇有加，但却几乎忽略了与之相对应的访员群体。[34]对此，邵飘萍曾指出：“我国旧习，一般人对于报馆之访员，向不重视其地位，即以报馆自身论，亦每视社外之外交记者为系主笔或编辑之从属。”[35]早期曾在申报馆担任笔政的张叔通亦曾直言：“其时采访则称访员，编辑尽称主笔，不若今有内勤、外勤之分，访员与编辑尽称记者也。”[36]由此而言，尽管在中日两国报界的早期互动中，中国报纸所描述的日本“记者”多指担任采访的新闻从业者，然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受制于传统社会的认知以及访员地位和形象的影响，在现代“记者”在地化的初始阶段，职司新闻采访的访员群体并没有被纳入记者之列。

三、新闻竞争、职业分工与现代“记者”身份的演变

普通访员群体推动了早期新闻业的发展，但也导致各报新闻记载“千篇一律，毫无精彩”，不仅无法进一步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甚至还被认为是新闻事业“不能发达”的重要原因，更无法满足读者的现实需要。[37]因此，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很多报纸开始寻求革新，延聘特别访员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1904年《时报》创刊伊始，率先宣称在海内外重要地区“均置特别访事”以采访新闻。[38]同年11月1日，《时报》又刊登告白，“拟增聘各大埠特别访员”，声称“详订章程，优定薪水，以得政治界、外交界紧要之信息及专件，或各该埠政治、学务、风俗之特别调查为合格，或论件，或论月，均听该访员自定”[39]。《时报》的一系列举措对当时的老牌大报《申报》构成了直接的新闻竞争压力。1905年1月，《申报》亦宣布整顿报务、刷新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是仿效欧西各国“敦请特别访员”。2月15日，该报亦在显要位置发布招请特别访员的广告。[40]对此，后来担任《申报》主笔的张蕴和曾提到这一时期《时报》等报纸的竞争，导致《申报》营业“一落千丈”，不得不“宣布实行改革”[41]。由此可见，正是各报间不断加剧的新闻竞争，导致各报争相延聘特别访员以加强对重要新闻的搜集。

事实上，除上海之外，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延聘特别访员的现象。例如，同年9月，欧博官网《汉口日报》为“急求进步，整顿改良”起见，在北京、天津、广东、上海、苏州等多地招请特别访员。[42]各报馆对特别访员亦非常重视，他们的新闻稿件刊登时一般都会特别标明，特派采访员或通信员等称谓经常在报端出现。很显然，为了更加及时的获取内政、外交等方面的紧要新闻，各报馆开始在一些重要地区布局特别访员，期望藉此在新闻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赢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和广告收入。此后，延聘特别访员则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不仅如此，1910年2月，《时报》还开始招请“本埠特别访员”负责采访上海本地“政治上或外交上紧要消息”，似乎也意味着本地新闻重要性的彰显。

对比以往普通访员之情形，不难发现此时各报对特别访员的延聘，特别强调其能够及时获取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重要新闻，无疑对特别访员的学识和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此时各报延聘的特别访员仍未完全摆脱“公雇访员”的性质，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依然游走于几个报馆之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之前，某些报馆已经零星出现将特别访员称之为“记者”的现象。例如，1910年10月，《时报》就出现“本报特约记者”这样的署名。[43]1911年2月，担任“京师通信员”的鸥溟则自称“记者”。[44]这种情况尽管并非普遍现象，但至少表明报界及特别访员自身开始出现某些认知方面的转变。

民国肇建，新闻业得到短暂的宽松发展环境。然而，随后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新闻业的生态迅速恶化，特别是袁世凯当政时期，当局极力箝制言论自由，实施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对于报纸“或者收买，或者封闭，尽力摧残”[45]，逮捕记者之事时有所闻，而其“生命又日受危险，故其言论多模棱两可”[46]。即便是在租界地带出版的报纸，惮于当局的禁邮政策，亦难于幸免。这种外在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报纸“陷入了堕落的深渊”[47]，几乎无立足之地，全国新闻业遭到沉重打击。

正是由于政治环境对新闻业之影响，新闻言论逐渐趋于消沉，清季以来的“政论传统被迫中断”[48]，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外部受社会间之督促”，转而进一步寻求新闻领域的竞争，延聘职司新闻采访的专职人员成为发展需要，外勤记者乘势而兴。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黄远生。民国以前，他即不时向《时报》《新闻报》《申报》等上海大报投稿，1912年5月担任《时报》驻北京特派员，在为该报采写的第一篇新闻稿中，他就以“记者”自称，以彰显身份。[49]该报对黄远生的称谓也由“北京第一特派员”“政界特派员”逐渐演变为“驻京记者”并稳定下来。[50]1913年末，他开始担任《申报》驻京通信员，随后不久“本报驻京记者远生”也成为比较稳定的称谓。[51]这表明以黄远生为代表的专司采访之责的特别访员逐渐取得了记者身份，与报馆内部的主笔、编辑共同构成了新闻生产的必要环节，亦成为报馆间进行新闻竞争的重要力量。对此，张静庐就曾指出：“因为一报馆总要求表现一报馆的特色，总要求新闻的真确与敏捷，以谋与同业间营业上竞争的胜利，所以于采访本地新闻的外勤记者，一报馆最少也得请上几位”，对于访员的来稿“已不十分重视”。[52]这不仅促进了外勤记者群体的形成，而且在无形中提高了外勤记者的地位，继黄远生之后出现的邵飘萍、徐凌霄等人大多以采写新闻而声名鹊起，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记者”。

外勤记者地位的迅速攀升，改变了过往人们对普通访员的固有认知，最终奠定了外勤人员的新闻记者身份。尤其是在一些“名记者”光环的影响之下，外勤记者一时甚至成为新闻记者的代名词，外界普遍认为“似乎新闻记者的职务仅不过采访新闻而已”[53]，直接影响了后来新闻记者狭义概念的形成。特别是在1920年代前后，随着报纸政论时代的消褪与新闻时代的来临，以及新闻从业者代际转换的出现，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报馆或通讯社，新闻机构已经不再是“落拓文人”暂时的栖息地，而逐渐发展成为可资托付的新兴职业，外勤记者亦成为时人眼中“华服翩翩、汽车鸣鸣”的良好职业形象。[54]

同时，新闻机构的专业化分工也取得了一定突破，较大规模的报馆纷纷设立专门的采访科或采访部等部门，到1920年代末，上海各报基本上都聘请了外勤记者[55]，各报馆采访重要新闻，亦“惟外勤记者是赖”[56]，反映了外勤记者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外勤记者不仅成为各大报馆获取重要新闻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报馆的新闻竞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周孝庵就曾提到：“报界之竞争，至今日而愈演愈烈，其所聚精会神勾心斗角者，殆渐集中于新闻。报纸之命运，殆亦决之于新闻。新闻灵，则销路广，声誉著，反是，则必有不堪设想者。报纸为扩大销路及增高地位计，势不得不为新闻而奋斗，更不得不广罗优秀之访员。”[57]即便地处内地的新闻从业者也有类似的感受，认为“新闻采访上之竞争，亦即为报纸营业上之竞争”[58]。由此，各报馆新闻上的竞争事实上成为营业竞争的表征，通过新闻竞争获取更多的读者以增加报纸的销量，进而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成为当时报馆的主要营利模式。事实上，当时报馆的广告费收入大多已经超过报费。1920年代末，樊仲云就指出：“报馆的生命的维持，是十之六七有赖于广告。”[59]这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各大报馆争相延聘外勤记者的重要原因。

新闻机构采访人员地位的上升同样反映在新闻记者资格的界定上。20世纪20年代之后，新闻机构中的外勤人员大多同内勤编辑一样被界定为新闻记者，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特约通信员、新闻特派员等名称，但外勤记者作为新闻采访人员新的称谓逐渐盛行。黄天鹏就曾指出：外勤记者“通常叫做访员，外埠叫做通信员，近来也叫做外交记者，本来是日本的名词，但近已很通行了”[60]。由此，新闻记者不再只是单纯指称从事新闻编辑人员的特殊称谓，而逐渐演变成为新闻机构中内勤编辑与外勤记者共同使用的名词，甚至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筹备时，其发起者“只限于外勤记者”，该会最初的组织规约还“限制报馆的经理及总编辑或主笔加入”[61]。

此后，随着国民革命时期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闻记者的职业团体亦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应时而起。这一时期各新闻记者团体对会员资格的界定虽然深受革命话语之影响，也掺杂着各种利益纠葛，但同样都肯定了外勤人员的记者身份。[62]由此可见，无论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团体对外勤人员记者身份的肯定，还是时人对外勤记者的描述，新闻机构中的外勤人员都已经取得了记者身份，“记者”已经成为外勤记者与内勤编辑共同使用的称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勤人员取得了记者身份，成为新闻生产与制作分工《时报》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地位相较于以往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是相对于报馆中的内勤编辑而言，外勤记者的整体地位仍相对较低。对此，时人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对这种状况提出了批评。当时担任北平《晨报》记者的张铁笙就表示：“中国报馆对于外勤记者，素来不大重视，近年来虽然比较有点新的认识，然而‘外勤低于内勤’的思想，仍极深根蒂固，牢不可拔。”[63]

除此之外，随着报与刊的逐渐分离，新闻界对新闻记者的职业性质有了更精确的认知，“负有新闻上的什么责任”成为判断新闻记者的重要依据。[64]由此，新闻机构中并不直接负有新闻职责的从业人员逐渐与记者群体分离，并在1930年代中期官方界定新闻记者资格时得到认可。[65]至此，现代“记者”的身份基本上回归新闻本位。

四、结语

现代“记者”无论是作为新兴的职业称谓，还是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关键词汇，无疑都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通过将现代“记者”的演进历程重新置于清末民初特定的历史时空格局中进行考察，既可以看到新名词跨语境传播的复杂性，也可以追寻现代“记者”在地化实践的历史图景，其间传统认知、职业实践和行业发展等因素均对现代“记者”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影响。

现代“记者”伴随着中日两国报界的长期互动重新进入中国，并逐渐成长为报刊从业者的主流称谓。不过，作为新名词，现代“记者”进入中国特定语境后，则经历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固有认知不断融合重构的过程。在现代中国新闻纸发展的初期，“记者”事实上成为报与刊内勤人员的独有称谓，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访员群体则被排斥在记者群体之外。这固然与梁启超等人更加重视报刊的政论功能有关，但传统社会对访员形象的负面认知无疑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时人的话语中虽然不断强化报馆中主笔的责任和作用，但对访员的关注却极为有限，这或许呈现了处在过渡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在建构“新世界”的进程中复杂多变的思想内核。

20世纪初年，由于报业的发展与新闻竞争的加剧，新闻的重要性彰显，再加上其后民初政治环境之影响，导致传统政论时代的消褪与新闻本位的回归，客观上加速了普通访员的边缘化，专职外勤记者迅速崛起。伴随着新闻从业人员代际转换的出现，外勤记者不但进入了新闻生产的重要环节，而且其社会地位也得到迅速攀升，甚至成为外界颇为艳羡的新兴职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对外勤人员的固有认知，最终奠定了外勤人员的记者身份，记者成为内勤编辑与外勤记者共享的称谓。在此过程中，随着报与刊界限的逐渐清晰，以及新闻界对记者职业性质的认知深化，新闻机构中并不直接从事新闻业务的从业人员逐渐从记者队伍中淡出，记者演变成为新闻机构中新闻从业人员的专有称谓，标志着记者职业最终回归新闻本位。

晚清民初现代“记者”的演进历程，不仅反映了跨语境知识传播与实践过程的复杂性，而且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时代社会对新知识或新传统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提示的那样，我们所熟知的“新名词”与“关键词”，“本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相互纠缠的产物”[66]。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历史与现实纠缠的“现场”，或许会加深我们对“新潮”澎湃的近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多元化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大时代中的小记者：变动时代中的新闻记者群体研究（1912-1937）”（19FZSB01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开军：《“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邓绍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温桢文：《近代中国的“记者”：以其职业称谓之演变为中心》，《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2]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3页。

[3] 《記者の熟字の始》，[日]石井研堂著：《明治事物起原》，桥南堂1908年版，第119页。

[4] [日]斎藤毅：《新聞名辞考》，《参考書誌研究》1972年第6号，第16页。

[5] [日]岡安儀之：《“新聞記者”の誕生——福地源一郎の自己認識を中心に-》，《日本思想史研究》 2012年第44号，第50-51页。

[6] 邓绍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第39页。

[7] 《东洋近事》，1874年10月3日《申报》，第2页。

[8] 《本馆附识》，1882年10月8日《申报》，第2页；《日使归朝》，1882年10月14日《申报》，第2页；《长崎信述高乱》，1884年12月24日《申报》，第1页。

[9] 《三续纪论辨琉球事》，1880年3月9日《申报》，第4页。

[10] 《东报彙译》，1887年7月3日《申报》，第9页。

[11] 《禁异端论》，1890年3月3日《申报》，第1页。

[12] 《公䜩志盛》，1893年7月28日《申报》，第2页。

[13] 《声明东报讯言》，1894年7月20日《申报》，第1页。

[14] 冯天瑜：《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44页。

[15] 明夷：《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第37页。

[16]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17] 邓绍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第42页。

[18] 相关内容可参见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19] 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991、1273页。

[20] 关于报与刊的演变历史，可参见李玲：《从刊报未分到刊报两分——以晚清报刊名词考辨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4-153页。

[21] 《记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全班生与院长交涉事》，《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论说”，第5-6页。

[22] 《德兵横暴山东》，《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1904年6月8日，“时评”，第8页。

[23] 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丙种），中华书局1941年版，“酉集”，第21页。

[24] 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247页。

[25] 陈冷：《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编，申报馆1923年版，第35页。

[26] 赵君豪：《北平报界之言论》，1929年8月11日《申报》，第6张第21版。

[27] 路鹏程：《中国近代公雇访员与专职记者的新陈代谢——以1920-1930年代上海新闻业为中心的讨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第30-35页。

[28]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43-44页。

[29] 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申报馆1938年版，第106页。

[30] 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22页。

[31] 海上漱石生：《报海前尘录·访员阶级》，1934年4月10日上海《新夜报》，第3版。

[32] 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季》第三编，申报馆1923年版，第27页。

[33] 渊渊：《报海回澜录：外勤记者之今昔观》，1929年11月27日《小日报》，第3版。

[34]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第1-8页。

[35] 邵振青：《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版，第2页。

[36] 张叔通：《余之记者生涯》，《大众》（上海）1月号，1945年1月1日，第89页。

[37] 渊渊：《报海回澜录：外勤记者之今昔观》，1929年11月27日《小日报》，第3版。

[38] 《时报发刊例》，1904年6月12日《时报》，第2版。

[39] 《本馆特别告白》，1904年11月1日《时报》，第2版。

[40] 《敦请特别访员广告》，1905年2月15日《申报》，第2版。

[41] 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15日，第3-4页。

[42] 《汉口日报招添特别访员》，1905年9月5日《申报》，第1版。

[43] 《吉林边政近状记》，1910年10月23日《时报》，第3版。

[44] 《本馆特别告白》，1911年2月5日《时报》，第2版。

[45] 兼士：《中国报纸变迁史略》，《青年进步》（上海）第101期，1927年4月，第21-22页。

[46] 饶引之：《中国报纸的史的变迁》，《读书青年》第2卷第3期，1945年2月10日，第22页。

[47]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七），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49页。

[48] 宋晖：《中国记者职员群体的诞生和初步崛起（19世纪晚期-1927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23页。

[49] 《大借款波折详纪》，1912年5月12日《时报》，第2版。

[50] 《北京黄花岗纪念会》，1912年5月22日《时报》，第5版；《过去未来之唐绍仪君》，1912年7月4日《时报》，第2版。

[51] 《要闻一·政局》，1914年3月7日《申报》，第2版。

[52]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42、48、52页。

[53]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6-7页。

[54] 渊渊：《报海回澜录：外勤记者之今昔观》，1929年11月27日《小日报》，第3版。

[55] 秋郎：《上海外勤记者之总休息》，1929年3月16日《小日报》，第3版。

[56] 绛雪：《三报馆之联合采访法》，1927年12月18日《晶报》，第2版。

[57] 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第2版）》，时事新报馆1930年版，第1页。

[58] 介人：《外勤记者与报纸》，《重庆晚报四周年纪念特刊》，1932 年10月，第8页。

[59] 樊仲云：《上海报纸的改造》，《新生命》第2卷第11期，1929年11月1日，第7页。

[60] 天庐：《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联合书店1931年版，第21、24页。

[61]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78-79页。

[62] 相关内容可参见朱英、张继汝：《政治影响与利益纠葛：民国时期新闻记者的资格界定》，《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63] 张铁笙：《谈谈外勤记者》，《平津新闻学会会刊》第1期，1936年7月，第30页。

[64] 李公凡：《基础新闻学》，复兴书局1931年版，第136页。

[65] 《中央民众训练部函河南省党部解释新闻记者资格疑义》（1937年5月28日），《中央党务月刊》第106期，1937年5月，第375-376页。

[66] 潘光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专题引言》，《东亚观念史集刊》2012年第2期，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