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表明，欧博对于朱熹的教育思想的评价是相当复杂的。朱熹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人们历来抱有不同的态度，有着不同的评价。封建统治阶级把朱熹捧为“圣人”、“大贤”，宋理宗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朱夫子”，并把他的牌位抬进了孔庙。五四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三十年代出版的有的中国教育史，在写到朱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部分，存在着偏于摆史料，少给或不给评价的客观主义倾向。

“四人帮”则全盘否定朱熹，对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当时有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他一面做官，一面讲学，既使用‘刽子手的职能，又使用‘牧师的职能'，在福建的延平、同安……等地大建书院，大放孔孟之道厥词，大肆兜售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政治纲领的反动理学，充当日益衰落的封建制度的卫道士。”这种一笔抹煞朱熹的做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我们认为：如果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固然必须批判,但他的教育思想，尤其在教育方法方面仍有很多可供借鉴的东西。如果从横的方面，对比世界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在有关方面的贡献来研究，皇冠更会发现朱熹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应有他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对历史人物不能作简单的否定，应取分析的态度。我们不能因达尔文晚期信仰宗教，而否定他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他建立的进化论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也不能因为伽利略曾屈服于宗教裁判所，发表“悔罪”的自白书，而否定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应如此。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评价就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那么，朱熹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一）非常强调学前教育，是世界教育史上较先重视儿童早期教育的教育家。朱熹从“理气二元论”出发，对于学前教育，首先看重遗传学说中的胎教问题。他强调母亲受胎以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对胎儿有直接影响。要求孕妇注意“一寝一坐，一立一食，一视一听”，以使胎儿能够“气禀正而天理全”。这种“胎教”法，从生理的角度看有一定的意义，但认为会影响婴儿的思想感情，显然是不科学的。

他还十分重视乳母对于婴儿的保育，认为“乳母之教，所系尤切”，主张“生子必择乳母。”他曾引《礼记》中的话强调“乳母之教”的要求：“必求其宽裕慈惠，DG游戏温良恭敬，慎而寡言，使为子师。子能食食（饭）,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应之速）女俞（应之缓）。六年，教之数与方名。”这里不仅提出了选择乳母的条件，而且规定了学前教育的一些内容,包括从教给幼儿怎样吃饭和说话，到教以数目、方名等知识。

朱熹还把《童蒙须知》及《程董学则》作为父兄在家中教育子弟的守则。这些东西虽不免有些机械与繁琐，甚至有不合儿童心身发展的地方,但在七八百年前，有这样细密的规则，重视妇婴卫生，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宝贵的。一般认为，十七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写的《母爱教育》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本学前教育指南。

这本书认为应当从六岁以前的儿童的自然特征出发，教给一些有关他们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和生动印象，而朱熹关于学前教育的论述，比夸氏的《母爱教育》一书要早四百多年；比瑞士著名敎育家裴斯泰洛齐在十九世纪初写的《母亲读物》则要早六百年。

（二）大力开办书院和州县地方学校，并表现了反科举制度的精神。“书院”起于唐代，原为藏书校书之所，与后世图书馆相类似。后因官学废弛，作为教学之所的私人书院便应运而起。朱熹曾创办同安县学，重修白鹿洞书院为讲学之所，并大力提倡州县之学，提倡所谓“移风易俗”的教化。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最为重要，影响也最深广。（该书院在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现有遗址，系唐人李渤所创，欧博注册后号“庐山国学”）。

朱熹不仅自为山长，亲自给学生讲学，并常请当时知识界的名流如陆象山等来院讲演。他还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教规》，并在教规中批评当时的教育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办学之意，莫非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既反是矣。”在《静江府学记》中也认为科举制度是“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

他还在一首诗中勉励学生“珍重个中无限乐，诸君莫苦羡腾骞。”所有这些都表明，朱熹在开办书院和州县地方学校中，表现了反科举制度的精神。自宋以来，书院制度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倡，学者研究风气的浓厚，都与他有相当的关系。后来书院的办法，也差不多都是以《白鹿洞书院教规》为准。

（三）统筹安排教养内容，编辑教学用书，符合现代教育的统一性原则的要求。朱熹主张儿童从八岁起入小学，受小学教育；从十五岁起在小学的基础上进入大学，受大人之学。他认为小学教育要从躬行实践入手。他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如果说小学注重在事，欧博代理则大学着重讲究道理。所以他又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

总之，他以为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扩充与深究；虽然程度有深浅，而教材应是一贯。这与现代教育的统一性原则的要求也是相符合的。依据上述指导思想，朱熹编辑了许多有关教学的用书，如《小学书》、《近思录》、《四书集注》及《经筵讲义》（大学书）等。这些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它们的内容无疑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是应当批判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的这些教科书没有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而且《四书集注》作为十五岁以下的儿童用书也是不符合量力性原则的，与他自己规定的“知之浅”也不合。但是，这种统筹安排教养内容来编辑教学用书的作法，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比较早的，例如俄国十七世纪才开始大量印行比较普遍采用的识字课本。从教育史的角度考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四）总结和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这方面是为一般人所肯定的，这里只举其要。朱熹主张穷理与笃行并重。他自己做学问，就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所以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也是如此。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他继承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主张知行结合，以“知”来指导“行”，用“行”来提高“知”。至于述及“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问题时，所作的“知先行后”和“行重知轻”的结论，则并不正确。但在南宋不重“实学”的风气下，强调“笃行”却是可取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朱熹强调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的原则。就循序渐进的原则说，他认为各种不同的书要按一定的顺序去讲习，“通一书而后及一书”；同一部书，“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J同一篇章文句中，必须“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就熟读精思的原则说，他主张在反复练习中做到学思结合。

他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这些见解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有价值的。

他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这些见解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有价值的。

（五）有稍具系统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一份值得清理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历史遗产。中国古代虽无“心理学”这个概念，但和外国心理学一样，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出现，是在清朝末年西方近代科学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

朱熹在他的哲学著述中，对于心理现象及其作用的说明，比他以前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讲得详细。他不只是论述性之善恶，而且对心、性、情、才、欲及意志种种心理名词都一一作了解释，如说：“心是管摄主宰者”、“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怎地者”等等。

他还论述了各种心理现象的关系，如说：“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J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朱熹把心作为人类精神、心理活动的主脑，虽然是错误的，“这种心理的解释，虽不尽合于科学，但以心为中心，分述一切，而于其他许多意义中侧重一个性字，只要知性便可以尽心，片段之中却有一个系统，他的一切教育理论莫不以此为根据。”

从历史的角度看，朱熹给各种心理现象作出解释，说明其间的关系，并以心理学作为教育理论的根据，较之前人的研究更系统，使对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前面提到的关于“乳母之教”和“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等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那更是教育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的宝贵遗产。总之，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还有待心理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六）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制订缜密的教育规章制度的教育家之一。朱熹主张采用严密的教育方法，让学生遵照一定的规范行动。为此，他在办学过程中曾拟定了《白鹿洞书院教规》、《童蒙须知》和《训学斋规》等缜密而严格的教育规章制度。他在《童蒙须知序》中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他在《须知》中逐目条列，编为守则，对蒙童的生活、学习、言行等各方面，无不详细说明，严格规定。

但是，朱熹并不只是消极地对学生进行防范工作，相反地却强调积极的教导，所以他在《白鹿洞书院教规》中明确地指出：“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这些学规中包含的封建糟粕肯定是要批判的，但办教育要有一套规章制度而且要配之以积极的教导，这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于批判“四人帮”污蔑和取消我们办学的各种规章制度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世界教育史考察，朱熹制订这样缜密的学规，也算是很早的。夸美纽斯一六五三年写的《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被有的教育史著作称为“一个完善的学校的规则”。朱熹制订的学规，不仅它的详尽性完全可以与夸氏相媲美，而且在时间上要早四百多年。至于与苏联教育史称为“具有独创性的俄国教育文献”的《儿童的公民守则》相比，则要早五百多年。

综上所述，朱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表明，他堪称我国历史上一位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完备性和教育活动的广泛性，在不少方面超过了前人。从学前教育到学校教育，从教科书的编纂到教育规章制度的制订，从教育方法的总结到心理问题的研究等等方面，都有他的论述和实践活动。这些方面，对于研究和发展我国的教育科学，探索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就世界教育史的角度考察，朱熹在许多方面的思想和论著，比一些公认的外国著名教育家要早得多。他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事实上，有些国家至今仍重视对朱熹的研究。例如，法国在一九七0年起开始出版的宋史研究丛书《历史和制度》中，就有关于朱熹的专题（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一辑，第二三四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

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朱熹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既不会作复古主义的捧场，也不会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对于历史人物应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全面地具体地分析其思想和活动的各个方面，评其是非，论其功过，不简单地否定一切，也不笼统地肯定一切。

从教育基本上是上层建筑，但又有些部分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观点来看，我们既要看到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有联系的方面，又要注意把它们分别开来作具体的评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清理文化历史遗产，应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不能由于肯定了朱熹在教育方面的一定历史地位与作用，就忘了要批判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等反动的方面。就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而言，也应该一分为二、批判地继承。朱熹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就是应当剔除的糟粕。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