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型干部相继进入党的高层领导机构，欧博学者型官员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据统计，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另据统计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期我们特邀了几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观 点1 选拔学者型官员渐成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

学者型官员的几种类型

学者是在学术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人。眼下人们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现象，主要指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先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后成为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主管科技工作的和一些专业化很强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学者型官员分布的主要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

学者型官员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基础医学专家陈竺。陈竺1998年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短短六七年间牵头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当选为中、美、法三个国家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今年6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殊途同归，还有的知识分子虽先从政，但经过自身刻苦学习，而后成为某一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有的被高校科研单位聘请为兼职教授或研究员，成为专业协会的成员。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往往是产生这类“学者型”官员的主要领域。如中国证监会的掌门人尚福林，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现已是金融学博士、著名的金融专家、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界定学者型官员，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是个好现象。

学者型官员的出现是个好现象

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化国家选拔人才的做法和经验，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1969年至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先后任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皇冠为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立下了汗马功劳。

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26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也是第一位黑人教务长。她精通五国外语，是著名的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赖斯先是出任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1年二度出山，又先后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卿，是内阁成员中仅次于副总统切尼的三号人物。

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博士，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１８年，在其领导下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１０年的持续增长期，成功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９·１１”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学者型官员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科技精英中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迅速增多。随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走向成熟，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开国元勋治国”时代转入了“专家治国”的时代，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一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在内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再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有利于推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理说，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受老百姓委托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人除了当官别无所长，即使干不好，也要保留待遇，DG游戏继续养起来，造成事实上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还以基辛格博士为例，1977年他的国务卿被解职后，到乔治敦大学继续担任教授，并先后撰写了《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等多部著作。

对学者型官员现象的热议源于对“官本位”现象的担忧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本来是个好事情，但为什么会众说纷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让目前盛行的“官本位”闹的。

“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做官，认为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由于受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影响，“官本位”眼下依然根深蒂固。很多人把升官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尺度，作为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比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都会不同。

毋庸讳言，在“官本位”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从政趋之若鹜，包括一些学者也热衷于此。如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00多万人提交了报名申请，由于报名的人数过多，甚至造成系统瘫痪。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5个岗位，就吸引了3881人竞相争抢，其竞争之惨烈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第一考”。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向官员队伍，难免使人们对“官本位”现象产生忧虑：这会不会再次造成人才资源配置的扭曲？

对学者型官员现象的热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对于学者型官员，尤其是德才兼备的学者型官员则应当大力支持和鼓励。放眼未来，欧博注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作者殷庆言系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观 点2 学者型官员的优势与缺陷

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都要在完善的制度下进行。

学者型官员数量的增加和学科分布的平衡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官员队伍正在通过积极调整自身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果说建立完备的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官员就是推动这些制度运转的能动因素，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他们不仅参与着这些制度的设计，而且直接负责着它们的执行。没有一个高素质、负责的官员队伍，就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从东亚经济奇迹和拉美发展困境看专家治国的启示

中国古代就有“选贤与能”、“贤人治国”思想，古希腊则有“哲学王”思想。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管理也日益复杂化、精细化，政府管理也走向专业化。

二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直接得益于专家型官员。“东亚经济奇迹”就是一个典型。世界银行在总结东亚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把“高素质的官员队伍”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过程中，一批受过系统现代科学教育，尤其是社会科学教育的人才，其中包括一些优秀学者进入政府，他们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资源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切实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社会的平稳转型。

当然，也有专家型官员引发社会发展失败的例子。比如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一定程度上是那些严格遵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经济专家们造成的。他们一方面不顾本国客观条件，简单照搬了“华盛顿共识”，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利益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丧失了决策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比较东亚经济奇迹和拉美发展困境，可以有多种结论，欧博代理但是就专家型官员与发展的关系来说，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专家型官员要善于根据本国国情来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避免成为“教条主义者”，尤其是“洋教条主义者”；二是专家型官员要坚持科学精神，不能为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左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把所掌握的知识变成为他们利益系统辩护的意识形态，从而扭曲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我国学者型官员的优势和缺陷

就我国而言，“学者型”官员现象的出现毫无疑问体现了社会政治的进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者型官员具有的优势和缺陷。在优势方面，首先，他们精通于某个领域的知识，有助于在相应领域中发挥所长，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其次，他们与学术界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能够较快获得各种新知识新信息，更新意识和知识储备，而这种密切联系也有利于他们在决策过程中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再次，学术训练中的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最后，由于身有所长，他们可能会更淡化“升迁”意识。

在缺陷方面，人们通常都会说“学者型”官员“书呆子”、“学究气”，这些说法虽然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类型的官员还不熟悉政治运行的规则，缺乏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决策的政治技能。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学者型”官员很容易把自己的学术习惯带到政治生活中，通过政治权力放大这些习惯的危害。比如，坚持己见变成了“刚愎自用”，思想标新立异变成了“政治冒进”，强调理论原则变成了“教条主义”。近年来，一些“学者型”官员腐败案件的发生也提醒我们，有的官员利用掌握的系统知识，钻制度不完善的漏洞，在位期间用知识为自己谋利益，受审期间用知识为自己开脱辩护，这些人已经从“学者型”官员变成了“高智商”的罪犯。这无疑是对知识与良知的玷污。

我们在注意到“学而优则官”现象的同时，更应该警惕官员的“学者化”。一些官员利用掌握的权力，来公开发展自己的学术爱好，使个人爱好得到公共资源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文章可以顺利地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著作可以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顺利出版，各类学术团体也乐于把他们发展成会员。这虽然表面上加强了学界与政界的联系，但使政治权力干扰了学术活动，扭曲了学术规则。

总之，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都要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进行。这套制度在保证学界与政界交流畅通的同时，更要在学者和官员的身份转化过程中设置“防火墙”，把学术交给学术，把政治交给政治，避免学者“趋官若鹜”，“官升学问长”现象的出现和蔓延。　（作者杨雪冬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感 言 学者、官员身份 互换好处多

社会上经常对官员进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批评，对学者做官批评更多。大多数人似乎习惯接受当官的当官，做学问的做学问。我的体会是人才跨界流动好处多。

有时觉得中国社会很怪，官员、学者、普通民众等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官方话语，可能学者、底层民众不完全懂；学者的文章，可能绝大多数官员、底层民众也看不明白；底层民众的话语，官方、学者其实也不完全懂。

这样说，是我有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生存的体会。我当乡干部的时候，只习惯看官方的报告，知道报告明在说什么，暗指什么，但对学者的学术文章，我多半读不懂。一方面是我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学者话语中国化不够。我不当乡干部之后，同学界打交道两年才基本看懂研究“三农”的学者写的学术文章，才和专家有了有效交流。现在依然有很多官员不看或看不懂学者的文章。很多学界朋友，也非常反感官话和官样文章，不愿和官员打交道，总觉得多数当官的没文化、没水平、不实在，其实是不懂官话语和官文化。后来我又去了NGO工作，NGO话语是从国外来的，官员们听起来费劲。而NGO工作人员，也几乎很少有人读官样文章的。

我认为人才需要跨界流动，增强互动，这样会达到多赢的效果。有些人做了多年的官，再去做学问，会给学界带来新东西，研究出来的学问也对官场更有帮助；做了多年研究的学者，再去做官，会带给官场一些新东西，也可为做学问的老同道提供研究的便利。亲口尝了“梨子”的滋味，将来退休再研究“梨子”，也许研究学问就不再是“自娱自乐”了。

当官的只能做官、做学问的只能做学问、做NGO的只能做NGO、做农民的只能做农民，这样是出不了好官、好学问家、好社会工作者、好农民的。鲁迅和孙中山是学医的，一个成为了大文豪，一个成为了大政治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要对人才的跨界流动包容和支持，尽管有人动机不纯或不是那块料，但不能因噎废食。政府不仅要为人才的跨界流动提供政策支持，还要在深化开放——社会开放、政治开放、学术开放、文化开放等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李昌平　简介：经济学硕士。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他曾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为“中　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后弃官从学，现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观 点3 学者型官员不只是耀眼标签

对学者型官员来说，既要把握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使“学者型官员”不只成为一个耀眼的标签或锦上添花的雅称。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普遍较好等优点，使得公众对他们的心理期待远远高于一般官员。但是期望值越高，一旦事与愿违，失望也就越大，挫伤感也就越强。

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能成为高素质的官员，因为学富五车并不必然意味着才高八斗。有一个时期，不少地方纷纷出台措施引进有博士学位者担任较高层次的领导干部，一时间各地“引博”成风，也正因于此，一些官员走捷径获取甚至伪造高学历。博士入仕，确有出类拔萃、卓有成就者，但也有不少眼高手低、一事无成者。通过特殊途径拿到硕士、博士文凭的官员，其领导水平也并不一定能随其文凭而提高。说到底，高学问只证明一个人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或科研能力，却不能证明其因此就有较高的领导能力。真正的学者型官员是那些学术素养和领导素质兼备且相得益彰者。

学者也并不都是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谦谦君子，因为德行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学者成为官员，能力不济尚能得到同情的理解，若在德行方面出了问题，对公众期望与信心则是极大的打击。诸如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所谓“学者型”官员腐败丑行的曝光，为笼罩在“学者”、“专家”光环下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也使学者型官员的道德楷模形象大打折扣。甚至有人愤激地指出，学者智慧的脑袋使其在腐败敛财时更隐蔽、祸害起人来更危险。如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缓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曹文庄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的犯罪构成》，正因其在这方面有一定研究，使得检察机关在侦破时颇费时力。然而，就此断言学问与权力的结合必然助长腐败，呼吁提防乃至抵制学者型官员，便未免有因噎废食之嫌。官员中的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也只是个例。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和学问充其量只是增强了对欲望和诱惑的抵抗力，而并不具有特殊的腐败免疫力。官员之腐败与否，与其是不是学者并没有直接关系，对学者型官员盲目喝彩或无端抹黑都是不理性的。

与此同时，作为学者型官员，也必须努力在提高领导能力、提升领导水平等方面下功夫，否则，其优势不仅难以发挥，还可能会转化为劣势。比如，理论水平高、政策把握准，但若囿于理论而无视现实的变化，则难免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在实践中碰壁；把握全局的能力强，却可能因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具体事情的策略和技能，在抓落实中陷于困境；一味地“高瞻远瞩”，就可能导致好高骛远、纸上谈兵，不能脚踏实地地做实事、做小事；处理问题坚持原则、恪守规章制度，而不根据实际灵活变通，面对特殊复杂情况时就可能一筹莫展、寸步难行；考虑问题周全细致、三思而后行固然好，但也可能导致处理棘手问题时的优柔寡断，等等。相反，许多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台阶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虽然不见得有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敢想敢做有魄力，深谙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情况，对问题的处理往往更灵活、更符合实际，这些优势是许多学者型官员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对学者型官员来说，既要把握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使“学者型官员”不只成为一个耀眼的标签或锦上添花的雅称，而成为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作者朱 岚系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