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皇冠研究者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全球化浪潮使人们钟情于全球记者职业共同体的想象，但这却制约了记者比较研究的跨文化想象力。有关记者角色差异比较的概念方法与框架构成记者比较研究范式主要包括西方与西方、去西方化、西方与全球三种。这三种范式均以西方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支配与被支配的全球新闻体系，不由自主地为现代新闻业规范、概念、知识、方法框架所牵引，却发现记者角色的多样性已被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和比较研究中的西方偏向所笼罩，形成“中心论”框架下差异化、定型化、谱系化的表述，从而掩盖了一个真相：各种记者角色的普遍合法性原本来源于某种“地方”。

事实上，新闻传播基于人的地方性交往而存在，“地方”仰赖于语言、文字、符号、信息交流等得以形成，地方与地方通过交往发生联系，某些地方的力量扩张形成全球交往，地方共同体以迎合或抵抗的方式生产自己的新闻。从新闻社会学的角度看，记者角色是由地方性新闻实践界定的，即“一个忠于消息来源的人，一个同惯常的智慧相符的人，一个服从新闻机构政治文化的人，一个忠实于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和文学表达的人”；而从场域理论来看，存在一种具有某种结构的“地方”，包括记者个体层面、媒介的工作惯例或实践层面、机构层面、媒介环境层面和社会体系层面。同时，这种“地方”是流动的，还包括跨国采访中建构的地方性关系与跨国记者群体的职业互动关系。由此，一个重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事实是如何在基于“中心论”框架的记者比较研究中被消解的？如果返回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那该如何重建记者比较的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比较范式（西方与西方、去西方化、西方与全球）的考察，试图发现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的消解机制，在反思中回归比较研究的差异化共存的内在逻辑，在返回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过程之中，寻求合乎比较逻辑的记者比较范式。

一、“西方-西方”范式：被化约的西方新闻业与记者角色的内部多样性

职业记者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到1884年，英国出现以职业为目标的全国记者协会，随后欧美各国成立各种类型的记者俱乐部和记者协会，地方性的职业记者共同体之间发生广泛联系，最终通向1895年在维也纳成立的国际新闻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Association）。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跨地区记者互动使记者比较成为可能。1904年在圣路易斯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World Press Parliament）试图跨越国家、地域、种族等隔阂，推动世界各地记者的交流与合作，直接催生了基于“西方-西方”范式的比较新闻学。负责会议的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在1913年先后考察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新闻事业发展情况，写成只有44页的《世界新闻业》，而进入他的“世界”视野的报刊只有四种，即英国式、法国式、德国式、美国式。这里的“世界新闻业”其实由相对发达的四国新闻业构成，其中的地方性新闻风格差异化约为西方新闻业内部差异。这便是“西方-西方”范式的开端。

此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0年德国社会学年会演讲中发表第一份新闻社会学研究计划，内含韦伯式的基于社会建制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思维。当时的韦伯对欧美各国新闻业的差异充满好奇，在追问新闻职业命运的过程中体验记者报道活动的地方性差异，如“当一位英国贵族娶了一位美国女人，一份关于她的身体和心理特性(当然还有她的嫁妆)的详细描述将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而“一家自尊自重的德国报纸会拒绝这种做法”；“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纯事实报道的重要性在稳步上升，但在法国并非如此，法国人主要想得到一份意见书”。他试图从影响新闻业的社会建制入手来理解这些差异，其逻辑在于，西方新闻业充满差异，但可以在这些社会建制中找到一种属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公约数”。

这种以欧美为“世界”的比较不断延伸，到1925年，DG游戏以“比较新闻学”（comparative journalism）为题的论文第一次出现在《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把世界新闻业的“公约数”凝练为“民主”。作者直接把“世界”限定于欧美民主与社会背景下的新闻业，着眼于民主语境下的地方差异。随后，研究范式由“民主中心”转向1950年代的“现代中心”、1960年代的“专业中心”，现代性和专业性成为更大的“公约数”。到1970年代，人们意识到北方与南方的传播不平衡，开始质疑专业主义意识形态，1980年代进入西方新闻业内部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公约数”依然居于比较思维的核心，要么作为西方与非西方新闻业的界限，要么作为反思新闻观念普遍化以及新闻业同质化的工具。

不过，对新闻职业命运的地方性差异的韦伯式追问，还是引导记者比较更多地融入西方社会建制的语境之中，避免简单化约为某种“公约数”。从社会学角度看，高度职业化的社会分工为置身其中的人准备了各种职业身份及行为模式，规范体现在社会情境中的互动、举止及实践，从而构成社会运行过程中的职业角色。相应地，记者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是组织定位和社会规范长期浸染的结果。同时，记者在组织和社会的结构限制中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实践来建构新闻角色，使得新闻角色的内涵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西方中心论框架中把某种“公约数”还原为某些“地方”。比如回溯“中立”这一“公约数”的语境不难发现，虽然早期美国报业处在党派模式之下，但随着报刊商业化的发展，媒体为了争取更多受众开始淡化政治立场，发展出价值中立的非党派新闻。基于年龄、性别、种族、学历、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分析，美国记者被提炼出一个典型形象，即一位三十多岁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已婚、拥有本科学历。此类群体对记者职业规范和身份认同的论述大多遵循功能主义的范式，关注记者在社会中发挥的职能及采用的方式，其中“中立”与“参与”的角色成为焦点。持中立立场的记者认为媒体的功能是忠实地记录社会过程，传递准确的信息，倾向于事实与意见的分离；持参与立场的记者则认为应当在报道新闻时加入更多自己的分析，将事件放置在社会语境中进行解释。这种差异显然是在地方性的社会建制语境中产生的，仅仅化约为记者职业的规范概念就遮蔽了记者的存在。

相对于存在而言，概念总是蹩脚的，为了化解自身的窘迫，不得不生产新的概念。比如，针对中立和参与的局限，归纳出传播者、解释者、对立者和动员者四种角色，并使之分解为两个核心维度：消极/积极和中立/参与。倾向消极的记者只负责客观传递信息，而倾向积极的记者则喜欢在报道中加入自己的评论与解释；倾向中立的记者自视为社会的旁观者，而倾向参与的记者则热衷于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行动之中。这样不断细分下去的结果就是返回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进而看到，记者的各种角色在新闻实践中往往相互交叠、冲突，以不同的方式混杂在一起。

一般说来，英美记者更愿意充当客观的信息传递者和中立的社会记录者，强调在不同社会团体间保持观点平衡，但英美记者的实践风格并非普遍规范，欧洲新闻史上缺少对新闻规范的共识，欧博注册以及政党对于传媒有着强大影响，这为倡导性新闻提供了条件。在法国，大众民主理念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记者倾向于发表言论而不仅是报道事实，党派性色彩浓厚，富于价值判断，并且在报道中喜欢使用文学化的修辞手法来表露自身政治观点。而不同于美国新闻界强调事实和言论的严格分离，德国记者并不严格区分记者、编辑和评论员等几种角色。调查显示，有42%的德国记者将自己视为知识分子，而只有14%的英国同行持相同看法。因此，相比于英美记者，德国记者更倾向于调查利益集团的声明，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更强调合作而非竞争，更重视提供事件背景和解释，对待新闻伦理也较为刻板，更加认同道德绝对主义。而相比于法国记者对于个性化风格的偏爱，德国记者则倾向于更加抽象、严谨的实践方式。

一旦返回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我们就可以看见记者角色的多样性：意大利、西班牙等中欧、南欧国家的记者，与德国、法国记者较为接近，共同构成了立场鲜明的言论型新闻职业文化，强调积极和参与的动员者角色，与政治党派的关联密切，通常有固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记者则近于英美，强调客观中立的信息型职业文化。不同国家的新闻职业文化都植根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土壤中，具有深厚的本土渊源，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曾经尝试将客观主义新闻报道模式引入意大利新闻业，但由于意大利新闻业的党派性根深蒂固，缺少自治传统，这项尝试不久即宣告失败。事实上，新闻业的美国化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相反，进入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语境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反思记者角色规范性论述的普遍有效性。

二、“去西方化”范式：非西方记者角色的差异化与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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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知识转型，“去西方化”带有多重意蕴：既是一种文化防御的行动，一种培育学术主权的反帝国主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倡导一种分析去中心化、变动不居的当代世界的视角。“去西方化”的论辩，关注西方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知识传统之间的相遇以及学术交往的多元模式。由此，记者比较转向多元现代性视野。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性的世界观建立在目的论和线性史观之上，并且受到理性思维的宰制，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是欧洲的早期觉醒者去“点亮”其他地区的过程，西方以外的地区只有被纳入到现代性的谱系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现代性”将植根在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中的空间差异转化为历史发展阶段的时间差异，要么塑造出他者与我们、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要么将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方案变成西方化的翻版。

20世纪中叶以来，对现代性的历史地理考察发现，现代性并非超越具体的历史和空间的超验存在，只有在具体背景中才能理解其确切含义。西方社会产生的现代性模式尽管具有历史优先性，客观上成为其他地区发展现代性的主要参照，但并非现代性的唯一出路。儒家文明和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文明都有潜力孕育出各自的现代性方案，并且在相互参照中救济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因此，欧博代理用复数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替代单一的现代性方案成为可能。

多元的现代性孕育出多样的新闻业，而多样的新闻业也反过来建构着多元的现代性。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古老文明体系，围绕着“自由”“责任”“正义”“公平”等作为现代新闻业基础的核心观念，各自有一套本土化阐释体系，不同于启蒙思想和理性观念孕育出的西方新闻业理念。因此，西方新闻观念在导入非西方社会语境时，需要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嫁接，重构记者角色的内涵。与此同时，沉入地方性新闻实践语境之后，记者角色的多样性得以显现，但差异化、地方化的思维又以另一种方式遮蔽了记者的存在。

在东亚、东南亚国家，记者角色的重构主要受到亚洲价值观的导引，倡议建立新闻实践的亚洲模式，体现为尊重文化传统、尊重权威和集体利益，倾向于与政府合作建立国家共识，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而非西方新闻学中富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哲学范式对新闻自由的界定，但倾向于对新闻自由进行语境化的解释，更加强调警惕自由滥用的问题。在印尼举办的东盟媒介讨论会上，与会者普遍认为，东南亚媒体的主要功能是考虑促进和维护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地区凝聚力。基于亚洲文化而引申出的发展新闻学原则，将记者的角色归结为国家建设者、政府伙伴、社会参与代理人、政府事务监督者几种类型，认为记者应当在社会转型中扮演建设者角色。

中国记者从诞生之初，其社会角色便与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那时，崇尚言论权威的文人相信通过办报帮助国家“去塞求通”，也使自身通过“文人论政”“为民请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建言论权威。在这一历史底色下，中国记者一方面认同客观报道社会现实的职业定位，同时又受到传统文人情怀的驱使，社会责任意识和监督报道指向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不同语境下，中国记者的职业角色可以表现为专业记者、喉舌记者、日常记者、倡导式记者四种类型。如果把中国记者角色简单归入亚洲价值观，以凸显差异化和地方化，那就遮蔽了中国记者角色的内部多样性，以及中国记者角色与他国同行的对话性。

伊斯兰记者角色则常常被伊斯兰文化“绑定”。伊斯兰教的经典教旨是记者职业正当性的重要来源，有学者通过伊斯兰文化中的道德概念来理解和阐释当代新闻理念，认为新闻业是当代伊斯兰教观念传播的重要渠道，记者不仅记录事实、报道事实，更重要的是秉持真主意志监督现实社会的善行与恶行，阐发真主教诲。伊斯兰记者将正义置于至高地位，认同“圣战的最佳形式是向暴君说出真相”。敬慎（Taqwa）是伊斯兰记者实践的另一道德基础，在职业规范上体现为诚实、尊重、平衡和准确四项价值观。不同于英美新闻业将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奉为圭臬，伊斯兰记者认为信息并非价值中立的，而是承载着道德规范的需求，“专业主义是一种无法应用的文化概念”，在工作中更听从个人信仰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指引。为了更好地实践社会正义，伊斯兰记者并不排斥在新闻报道中挟带政治观点，只要这些观点旨在寻求公正，并且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的私利。这种抒发自身观点的新闻风格，也受到阿拉伯地区发达的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欧博官网致使伊斯兰记者在写作文本时讲求修辞，不太在意客观性的要求。伊斯兰记者将积极参与社会行动视为自身的宗教义务，相比于维系民主、提供娱乐等功能，伊斯兰记者更加重视支持阿拉伯价值观、捍卫国家主权和促进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变革。这种刻意以伊斯兰为中心的比较，固化了阿拉伯地区记者角色的差异性和地方性，忽视了阿拉伯新闻业的多元异质构成。例如1996年成立的半岛电视台立足全球南方地区展开新闻报道，旨在提供被西方精英媒体遮蔽的草根和边缘视角。同时，众多阿拉伯记者受雇于各大全球媒体，融入跨国性新闻职业文化，形成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构成伊斯兰记者的地方性实践的一部分。

在质疑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同时，有学者指出“乌班图”（Ubuntu）文化是引领非洲本土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文化认为，人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和与他人分享而存在，因此记者应当建立相互关心和正义的共同体意识，提供令人放心的（reassuring）新闻，避免可能引起争议的行动。另一方面，强调社群情感的乌班图文化也导致记者容易收受红包和礼物，与报道对象建立友谊，这种文化实践不能仅从专业主义的角度进行评价。非洲记者长期忍受低工资和资源匮乏的限制，同时面临政治和法律监管的困扰，因此他们在实践中并未严格恪守西方记者所遵循的伦理规范，而是灵活地调整自身的实践策略，以适应本土情境。许多非洲记者与政治家关联密切，一些新兴独立国家的领袖都曾担任过记者，由于非洲长期以来被殖民的经历，非洲记者格外看重新闻在塑造国家身份和促进国家整合中的重要作用，旨在鼓励经济增长、建设性地参与到社会发展之中，而非与政府对抗。盛行于非洲的小报（tabloid）文化，通过耸人听闻的报道促进了社群整合，一度地位低下的小报记者按照自身的道德标准坚持不懈地进行实地调查，慢慢获得主流社会的尊重。此外，尼日利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记者重视从社区新闻、公民新闻的角度来看待新闻业的角色，认为新闻应当有助于社会发展，给普通民众发声，让社会大众都能够参与社会变革。这些对于差异化、地方化的合理性解释界定了非洲记者的身份，同时也排除了非洲记者与其他区域记者的多样性联系及其带来的改变。

拉美的记者一方面受到美国新闻业影响，同时也基于本土实践重新诠释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以倡导性和参与性的姿态监督社会权力，并且主要是在政治理想而非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巴西记者更加认同媒体在社会中的多元角色，而不仅仅是美国记者怀有的“看门狗”信念，并且更能容忍争议性的实践方式，更倾向于采取批判性的专业立场，积极进取地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公共对话。对记者角色表现的比较分析发现，不同于美国记者，智利记者倾向于采用干预主义、信息娱乐或公民模式来报道政治事件。新西兰本土毛利族记者的新闻实践受到毛利价值观的影响，强调尊重他人、尊重文化差异、尊重本土语言。太平洋岛国的记者认为，西方新闻业对抗式的新闻风格不适用于自己的国家，应当呼唤一种基于本土的新闻文化，采取合作的态度促进社会变革。此外，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媒体多承担着塑造国族意识、促进文化传承与普及的责任。显然，拉美地区的记者比较更偏向于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北方与南方”权力关系，为了抵抗北方发达国家的传播权力渗透，重构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的边界，同样因忽略地方与地方的广泛联系与互动而遮蔽了拉美记者的存在。

总的来看，非西方地区记者实践的观察陷入两种偏向。一是以西方记者为参照，说明自身的差异性，即并不完全符合西方记者强调独立监督政府行为、发掘社会阴暗问题的“看门狗”或“扒粪者”角色，进而强化记者角色的“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并在这种二元对立中走向自我的他者化。二是让二元对立转变为自身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解释，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失去反思性的差异化和地方化论证，强调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社会转型期或是战争等冲突状态，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媒体配合政府施政，维护脆弱的社会共同体成为很多当地记者的自觉选择；另外，由于数字鸿沟的普遍存在，这些地区下层民众的发声渠道不够畅通，记者往往要在客观报道现实之外，更深层次地介入社会变革，解决现实问题，这也离不开与政府合作。的确，这些记者角色并不能通过西方新闻职业理念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在地方性情境中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的需要。但如果地方新闻实践被“差异”所固化，为每一种地方记者角色寻求有效性解释，那么这种地方主义的解释就遮蔽了一种真相：“地方”不是确定的、有边界的场所，而是由文化、历史、权力关系、政治等多种角力所建构的，同时，特定地方的记者和研究者也无从发掘自身实践中蕴含的普遍性知识。

三、“西方-全球”范式：可共量性的建构与地方性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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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新闻业的跨国研究拓展到全球范围，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框架，形成“西方-全球”范式。由这一范式主导的跨国记者调查试图将世界各国记者的新闻实践纳入由特定维度构成的评价体系之中。韦弗在1998年和2012年的两次全球记者调查中，围绕记者的工作状况设定了工作满意度、角色认知和伦理判断三个评价指标，调查结论显示，一种全球新闻业的英美化趋势，即差异正在缩小，总体趋向英美新闻业的模式。其后，对记者比较的西方中心主义有所反思的汉尼驰、汉诺驰主持两次世界新闻业调查计划（Worlds of Journalism Project），在评价维度上有所改善。在第一次世界新闻业调查中，汉尼驰提出新闻文化（journalistic culture）概念，涵盖了体制角色、方法论和伦理意识形态三个维度，以此统摄不同国家记者的职业观念。在覆盖67个国家的27500余名记者的第二次世界新闻业调查中，主持者将新闻文化进一步分解为外在维度和内在维度：外在维度指的是记者对外部约束的主观体验和反思，包括记者感知到的对自身工作的影响因素和编辑自治权；内在维度指的是新闻业与社会的关系，包括记者的角色、伦理和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新闻文化概念的提出似乎有助于使记者比较返回流动的地方性新闻实践，衔接起不同国家的记者实践，使不同的记者角色交叉互证，在主导性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之外，建构替代性的实践原则和角色规范。

然而，汉尼茨对记者比较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反思并不彻底。在首次世界新闻业调查中，新闻文化被划分为西方新闻文化、西方边缘新闻文化、非西方新闻文化三种类型，这种划分实则显示新闻业差异的光谱是沿着西方（美国）而向外线性展开的，依据不同国家记者与西方新闻职业文化的距离，在全球新闻业的坐标系中为其赋予位置。在处理第二次世界新闻业调查的结果时，他尝试调整这种偏向，提炼出新闻文化的四种模式：以北美、西欧、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监督性新闻文化，强调新闻业的制度独立性，记者高度自治，监督政治权威，信奉自由多元主义，遵从成熟的媒体伦理守则；以东欧和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倡导性新闻文化，记者倾向于积极地干预政治现实，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较低，混杂了西方新闻业影响和本土社会政治现实；以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型新闻文化，记者的自主性较低，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较高，更愿意充当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以中国、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为代表的合作性新闻文化，记者服务于国家发展议程，旨在帮助政府达成社会共识，对待新闻伦理的主观性较强。除了建构新闻文化的类型学，研究者还尝试考察影响不同国家记者职业文化的因素，两次调查结果都发现，政治制度性因素对于跨国差异最具解释力。此外，研究者引入施瓦茨的文化价值观维度来解释记者的干预主义倾向，发现集体主义文化、高权力距离和传统导向的文化中的记者更倾向于“设立政治议程”“影响公共舆论”和“促进社会发展”“支持政府治理”等偏向干预的角色。在新闻文化和文化价值观的视域内，记者角色的地方性看上去清晰可见，但这里的“地方”在时间上是静止的，在空间上是区隔的，因而地方与地方之间失去了联系与互动，由此，记者角色的地方性被概念化、类型化的分析所消解。

从方法上看，这样的跨国记者调查数据只能反映记者如何认知自己的职业角色，却无法反映记者的实践表现究竟如何。智利学者莫拉窦提出传播者、监督者（看门狗）、政治促进者、受众服务、信息娱乐和公民六种记者角色，她通过内容分析考察了19个国家的新闻报道文本，发现六种记者角色中只有传播者角色体现出全球普遍性，不同类型新闻文化的角色表现是多元混杂的,根据干预倾向、权力距离和受众导向的程度分歧，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集群。然而，这种多元混杂的“地方”被遮蔽了。虽然比较新闻研究的旨趣在于拓展对不同国家新闻实践的理解，但西方主导的新闻职业话语已经内化为某种惯性思维，被视为新闻职业理想的主导叙述，所需要的只是调整和修补。这样一来，在西方国家之间开展的记者比较趋向于高度内卷化，不断重复主导叙述。另一方面，参与到跨国记者调查中的非西方学者虽然对西方新闻观念的局限性有所批判，但同样难以摆脱西方中心思维方式的笼罩，以地方性素材为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经典框架提供注脚。

在这种惯性思维下，历次跨国记者调查很难把非西方世界新闻实践的独特性纳入考量，所采用的问卷测量关注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均值人，并且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均值测量关注群体的平均社会属性而非个体的观念、行动和阐释，因此将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化约成测量指标所呈现的不同结果，遮蔽了这些抽象的指标所未能涵括的意义。事实上是将比较研究的功能等价性（functional equivalence）转化成直接的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即只关注那些能够在不同群体中得到相同测量的指标，却忽略了不同群体成员对这些指标的理解和诠释是否一致。由于测量的问题大多是在特定文化情境中设置的，因此通过属性测量来化约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就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通过问卷设计者与填答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而体现出来。非西方记者只能从西方新闻实践中提炼出的若干角色中进行选择，然而选择的范围和想象的空间被源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所限制。

仅以中国记者为例，其混杂的职业心态在跨国比较的数据中便难以体现，只能比附成“建设性合作者”或是“传播者”等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喉舌”与“传播者”这两个概念在表象相似的背后，其历史语境和实践原则迥然不同，若归为一类，就将“喉舌”理念从中国新闻实践传统和社会语境中抽离，纳入同质化的数据流中。自西方视角看来，中国新闻业的文人论政传统、伊斯兰新闻业的正义观、非洲新闻业的乌班图文化，具体到记者角色上都体现为对于言论和参与的偏好，看重社群的团结和稳定，不同于自由主义新闻观所规范的记者角色。但这些文化背后各有不同的哲学根基和文化偏好，这些差异如何塑造着特定的新闻实践方式？新闻实践又如何与所在社群进行互动？问卷调查数据并不能回答这些深层追问。

记者比较研究者明知问卷方法的局限性，但无法脱离这种局限性，因为只有将不同国家新闻业的实践转化为清晰可见的数据而呈现出来，才能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横向对比，提炼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结论。这样的思维逻辑将特殊性纳入到同一性的系统中，将不同国家的记者用相同的指标进行衡量，进而用这套指标描绘出一幅标准化的文化比较系统。西方与非西方记者在比较系统中的地位看似均等，但事实上这套系统是按照西方新闻实践的尺度而建立的，因此这种比较研究所遵循的逻辑，只是单一文化思维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扩散，在建构不同国家新闻业之间的可共量性的同时，消解了充盈在各地记者实践中的地方性文化特征及其复杂关系。

四、回归比较的逻辑：记者比较的跨文化理解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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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原本是复杂多样的。以英美为代表的专业主义新闻文化经过理论旅行，在地方性新闻实践中进入“再语境化”的创造性转换，形成独特的新闻实践文化，并在特定情境中反作用于西方新闻业，从而呈现全球新闻业的景观：同质化倾向和异质性特征之间保持着持续的张力，共同塑造全球新闻实践的动态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记者比较研究必须返回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通过审视建构地方性实践的文化、历史、权力关系、政治等多重力量，与更大范围的政治模式、历史与文化相连接，从而摆脱中心论框架的束缚，走向跨文化的比较范式。

跨文化比较范式是回归比较逻辑的重要途径。比较（comparative）一词的拉丁词根，意味着平等地汇聚在一起，比较的逻辑不是分离的逻辑，而是以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尊重彼此的差异。从方法论上讲，跨文化的记者比较研究试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将专业主义新闻伦理从普世准则的幻象中放逐出来，但并不意味着要倡导一种中国中心主义、亚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南方中心主义取而代之，而是要实现研究视野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避免将特定国家的新闻实践风格视为最优的或是普适的准则，以之衡量其他国家的记者实践，而是将任何国家的新闻实践都进行“特殊化”的处理。在将西方经验特殊化的同时，又要从普遍性的层面来审视非西方地区的新闻职业理念：不仅要把那些不同于西方新闻实践的要素当做地方性的权宜策略，更要将记者角色的不同类型并置观照，归纳出更为细致且情境化的记者实践规范，思考其中有无可以应用于其他类似情境、为其他国家的新闻实践提供借鉴的普遍性成分。通过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处理，记者比较研究的实践潜力才能被充分激活，使得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和学者能够通过理解他者来反思自身，修补记者角色的盲点。

在异质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的桥梁，是所有比较研究面临的难题。韦弗、汉尼驰、莫拉窦等学者主持的历次跨国记者比较研究，共同诉诸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提出一系列测量记者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或内容分析而获得不同国家记者的数据，将其一一嵌套进预先建构的指标体系中，使之各安其位。由此观察到的记者职业文化经过了数据测量的化约，变得抽离于日常实践之外。因此，经过可共量性而达致的理解，只是一种浅层的、外部的、缺乏真正沟通的理解。

有鉴于此，本文倡导一种以实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为导向的记者比较研究作为现有研究的补充视角。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解”（understanding）和“解释”（explanation）是相对的概念，后者追求社会现象中蕴含的因果性关联，而前者则旨在发掘社会行动中的意向性，即社会行动者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理解依赖于不同文化框架之间的交换与互动，需要研究者卸下成见，沉浸式地考察行动者为行动赋予意义的生活之流。按照格尔茨所说，研究者必须进入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以他们自己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再将所得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其意义进行阐释。

因此，以跨文化理解为导向的记者比较研究目的不在于建立普遍性的测量标准，而是要还原各国记者实践中那些被通用的调查问卷所化约的文化意义，勾勒出各国记者用以阐释自身职业实践的地方性概念框架，即各国记者如何在地方性的实践情境中为自身行动赋予意义。同时，在更宏观的层面发掘这些地方性概念框架所嵌入的政治文化网络，呈现其起源、现状与趋势，发现其中蕴含的专业特征，以及这些特征被赋予正当性的原因和过程。具体而言，包括三种研究路径：

第一，对不同国家新闻实践场域的多点民族志研究。研究者沉浸在不同文化中新闻业的内部，从局内人的主位（etic）视角来“深描”记者的日常实践，例如记者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认识自身的角色、如何处理社会冲突性问题和伦理争议性问题等，透视记者角色观念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记者在社会互动中对记者角色的理解，将在不同国家新闻场域中搜集的经验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进而相互对比参证，从而避免了将特定概念框架应用于不同国家记者研究所造成的意义遮蔽。有关凤凰卫视和BBC的比较性田野研究发现，凤凰卫视记者的主要职业动机是告知他人、发掘真相，而BBC记者更强调喜欢讲述故事以及享受刺激多样的旅行；在角色认知方面，BBC记者所认同的第四权力、看门狗等新闻角色并未被凤凰卫视记者所接受；在专业技能方面，凤凰卫视记者强调工作技能、社会道德和政治敏感性，而非具体的职业伦理，BBC记者则更通过新闻价值来理解职业伦理，同时有更多成文的伦理规定。在这里，被跨国记者调查所忽略的职业文化差异得以显现，比如记者的从业动机、对于专业技能的理解等。

第二，对不同国家记者阐释自身职业意义的文本进行比较。文化路径被舒德森总结为研究新闻生产的三大路径之一，关注新闻业赖以实践的文化符号系统，特别是新闻界颁奖词、记者讣闻、纪念报道等文本，集中体现了不同国家新闻业对于新闻实践和记者角色的定位、阐释、评判与反思。相比于多点民族志，对不同国家的职业话语文本进行比较较为便捷易行。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是，把美德两国新闻奖和知名记者讣闻放置在两国新闻业的历史和制度语境中进行观照，发现美国记者受个人主义潮流和市场力量的影响，更强调竞争性的职业文化，强调与政界保持象征性距离并通过调查性报道来揭露政治丑闻。而德国受理性主义思潮影响，将记者视为独立的思想家，强调记者应当提供解释性报道，同时德国记者更强调团结而非竞争，反映了德国深层的集体主义信仰和法团主义组织形式对新闻业的影响。

第三，记者比较研究还应当超越区隔的研究情境，关注不同国家记者的互动与交流。现代新闻实践从其诞生起便溢出民族国家边界，在国际盛会、重大危机等全球性事件的报道中，不同国家的记者既合作又竞争，不同的新闻观念相互碰撞，为各国记者提供了观察他国同行表现、反思自身实践行为的契机。常驻异国采访的外国记者之间也会密切互动，分享彼此的消息来源，共同调查焦点新闻事件。在新闻生产中展开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重联结与互动，在新闻报道中呈现不同地方文化间的深层次关系。此外，许多跨国媒体都会雇佣来自各个国家的雇员，促进了新闻职业文化的全球流动，其中驻外记者与本土助理之间的互动更是全球化时代新闻生产的重要景观。驻外记者需要依赖本土助理来逾越语言和文化习俗的障碍，深入了解当地社会，而在此过程中本土助理则会与驻外记者围绕新闻价值、职业伦理等问题展开协商。这些互动充分呈现了广泛存在的全球记者角色的跨文化关系，记者如何认知与评价他国同行的实践表现，如何在互动中反思自身接受的职业社会化训练，这些关系性的分析视角可以为记者比较研究注入更多想象力。

当然，以任何一种视角观看世界都必然有焦点也有盲点，只有让每个主体都能从自己的视角观看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去中心化，带来视域融合。本文提出的跨文化理解范式试图重构对全球新闻业的想象：不同国家的新闻业之间不再是“中心-边缘”式的单向支配结构，而是交织、回环、共生的网络关系，包含着人的流动、观念的旅行和制度的迁移。由此，跨文化理解范式把记者比较研究从旧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在返回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中，回应服务于人类普遍交往的需要。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