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上海青浦的郭秉文，欧博早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于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最早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是著名的国立东南大学和中国最早的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奠基人。

东南大学之父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在南京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并被批准，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兼“南高”“东大”两校校长。之后，他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DG游戏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

经过几年发展，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在当时政局动乱，政府办学经费严重短绌，许多学校因经费困窘以致学潮迭起的环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上海商科大学的缘起

深受美国大学理念影响的郭秉文，主张发展综合性大学，重视学术研究，积极服务社会，并提出“本校(南高师)依据智育标准，以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郭秉文在1918年10月的《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指出，许多毕业学子缺乏职业技能，因此要提倡职业教育，倡导增设工艺、农业、商业等专修科，以满足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这对尚处萌芽时期的“商科教育”无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1920年南高师商科毕业学生只有20余人，但是它在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史上确有开创之功。

当决定在南高师的老校舍创建国立东南大学时，有人建议将当时的商业专修科迁往上海并将其扩展为一个学院。上海之所以会被选中作为这所商学院的最佳所在地，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有关实际培训和与现实的工商业进行接触的机会。

“一战”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欧博代理不仅商业在南洋地区得到发展，华侨事业也迅速扩张。由于相关专业人才缺乏，海外商业市场急待扩展，回国华侨与国内实业家均提议在上海开设商业大学。所以当时正在筹办东南大学的郭秉文抓住良机，开始规划在上海设商科大学。同时已由南京前往上海的暨南学校因南方军政府分裂未获拨款，经费不足。所以面临同样问题的郭秉文与国立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懋共同商议并合办商科大学。

1921年夏天，郭秉文与柯成懋联名呈报教育部，教育部正式授权批准了关于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合设上海商科大学的备案事宜。1921年9月，第一个国立高等商科学府终于宣告诞生了，这是中国最早的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学校首任校长郭秉文和著名经济学家、学校教务长马寅初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现代商学。

上海商科大学初创时期的办学特色

上海商科大学从成立之初就打上了郭秉文校长教育思想的烙印，主张文理并重，学术并举。上海商科大学日班主要分为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七个科系，但后两系未招生。学校主要分本科和预科，预科一年，本科四年，且第一年不分学系，第二年才开始分科。

在课程设置上，开设70种课程，法文、德文等为第二外语，必修课程较为完备，学程有国文、英文、商业经济、商业簿记、商业组织、商业管理、商业理财、商法等，其余为专业学程。除此之外，上海商科大学还非常重视学生课外的考察和实习。

（二）“延揽甚扩”的师资设备

兼顾与平衡学校的师资与设备，是郭秉文认为办好学校的基础。其中，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郭秉文尤为注重师资力量，主张广延名师，人才立校。学校聘请多以欧美留学归国的师资为骨干，马寅初、朱进之、沈籁清、李道南、潘序伦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员大多为留学英美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蔡正雅教授商业原理，教授会计和成本会计的有李道南、潘序伦和一美籍教师等。1924年聘任的24名专任教师中，有留美经历的有14人，留英博士1名，外籍教授2名，占全体教师的71%，其中知名者有潘序伦、胡明复，严谔声等人。

（三）“别具一格”的管理模式

借鉴欧美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上海商科大学的管理体制，既与东南大学保持一致，又自成特色。郭秉文等人商定设立商大委员会，并将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上海商科大学在内部设立行政委员会、教授会协助校长治理学校，行政机构有校长办公处、教务处、事务部、文牍部、推广部、图书出版部等。

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大学的预算、决算计划审定权，私人捐助财产保管权，推举权，以及协助其他促进学校发展相关权。15名委员包括了上海学界、商界和报界的领袖，如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沈恩孚、副会长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上海交通银行经理钱新之、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纺织业巨子穆藕初、《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等，均在其列。设立委员会体现了学校相对独立的架构，这种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设置、共同治理学校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近代大学的管理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推陈出新”的制度设计

模仿美国的学分制和选课制是上海商科大学在教学模式上的一大创新。学分制的学生每半年以16分为合格标准，本科学生须修满128学分才能毕业。上海商科大学构筑了各系共同必修的课程平台，有效拓宽了选课的自由度和修读的知识面，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理念。选课制和学分制的课程改革开启了我国近代商科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在教学体制改革上的新格局。

在郭秉文等人的带领下，上海商科大学与上海社会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上海商科大学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另一方面，着眼于社会的需要，通过教学和科研积极回馈社会，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肇始于南高师商科的上海商科大学，走过了一百多年后，成了今日的上海财经大学。

郭秉文被誉为“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他于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回顾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些大学校长,他们敢于冒险，锐意进取，作为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为现代大学的成立以及发展贡献出自己毕生力量。郭秉文用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办学理念，为高等教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