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称为“致仕”或“致事”，欧博注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人事制度。“致仕”一词出现很早，《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东汉儒学大师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即退休后把官职、禄位交还给国君，体现了国君家天下的思想。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肇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朝，发展于唐朝，成熟完善于宋、元、明、清。古人的退休年龄，历朝历代不尽相同，但大多数朝代以70岁作为退休年龄。《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汉、唐时期，官员70岁退休，工资待遇根据官品大小而递减。唐朝诗人白居易《不致仕》诗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宋朝皇帝对士大夫阶层尤为关照，官员70岁退休后工资待遇不变，而且子孙还能荫补官职，还曾一度将武官退休年龄延长至80岁。明朝，首次将官员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文武官六十以上者，欧博代理皆听致仕”。到了清朝，把参将以下的武官退休年龄调整到54岁至45岁之间。

古代官吏退休很有面子和仪式感，体现了朝廷对官员的尊重，也形成了官员主动致仕的风气。除了少数因政治斗争牵连，或贪腐、软弱无能者被勒令退休以外，大部分官员到了退休年龄后，都要主动向朝廷或上级打报告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批准后方能返乡。这与儒家主张的“恭让”观念有关。官员退休后，必须收拾行囊，回到家乡居住，这既是远离政治中心，免遭猜忌，也是落叶归根，慰藉乡愁。他们的退休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各有千秋。

归隐田园，颐养天年

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薛广德退休，坐着皇帝赏赐的“安车驷马”回到家后，欧博官网就把车子挂了起来，表示自己退隐江湖，不再出山了。有的退休后，过着富有情调雅趣的生活。唐朝诗人白居易等9人退休后隐居香山，远离世俗，忘情山水，耽于清淡,史称“香山九老”，其中的李元爽活到136岁。白居易有诗曰：“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有的与亲人相守，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辽朝末年，官拜金紫崇禄大夫的马直温退休后，夫人兴高采烈地说：我嫁给你50年了，青丝已经变成白发，眼下也是儿孙满堂，家务事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老家的田地、菜园都长满了荒草。如今，欧博娱乐你已光荣退休，我们正好“携手东归，渔阳山水，自古清秀，乐时娱燕，斯于偕老，岂不美欤”？于是夫妻二人高高兴兴地回到老家躬耕田野、莳弄菜园，其乐融融。

办学授徒，传经布道

古代官员多是饱学之士，退休回乡后，有的就开办学堂，传播知识，薪火相传。明朝官员顾宪成卸任后，从北京回到老家无锡，筹措资金维修废旧的东林书院，开课讲学，议论时政，欧博allbet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他们不顾道路遥远，纷至沓来，培养造就了无数深刻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学者和官员。他的弟子们从政后，纷纷上疏朝廷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但是他不接受任命，继续留在家乡讲学。明代曾任漕运总督、户部尚书的李敏，辞官返乡居住时曾创建紫云书院，捐赠家产充作书院经费，聚书数千卷，与学者讲习，惠及远近百姓。清代官员钱大昕引疾不仕，归田30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2000余人。

潜心科研，利泽后世

有的官员在任时就从事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经验丰富，退休后利用一技之长，在某一领域颇有建树。明朝徐光启辞官归隐后，来往于田间地头收集农业种植经验，并在天津购买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搞农业科学研究，写成《农政全书》。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涉及当时农业及农业生产有关制度、政策、措施、农具、农作物特性、种植技术等，成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他对天文历法也很有研究，历时5年，与他人联合编译了天文学著作《崇祯历书》。有的专心著作，写出不朽之作。唐末大臣严遵美致仕后隐居青城山，专心撰著了《南北司治乱志》；北宋司马光提前致仕，退居洛阳，主持编成中国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清代官员王鸣盛42岁时以老母去世为由，辞官居住苏州，闭户读书，从事著述，撰《十七史商榷》，为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兴修水利，造福乡里

明代名臣魏骥多次请求致仕，获准后在老家萧山居住20余年，平易近人，布衣粗食。为解乡民水患之苦，他多次向地方官提议兴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麻溪、西江、白露、湘湖、瓜沥、股堰、单家、曹家等处塘堰及徐家、螺山、长山等闸。为禁止富豪争相围湘湖为私田，他呼吁官府，发动乡民，清查私田，疏浚湖身，修筑涵闸，使湖中蓄水增多，仍保湘湖周围农田防旱防涝之利。明宪宗为嘉奖他老有所为，派人前往慰问，赐羊、酒，并命官府每月发米三石。然使者尚未到达，魏骥就因病与世长辞了。其子入朝谢恩，请求皇帝用嘉奖先父的钱财救济灾民。明宪宗感慨道：“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乡民为纪念他的功德，为他修筑有雕像护卫的墓葬。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杨廷和屡次上书请求退休，回乡后成立行善机构“惠局”，疏通水利，灌溉良田万顷。乡人感念他的功德，命名为“学士堰”。

退而不休，心系社稷

唐德宗时，曾任太子少师的韦伦致仕。当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契丹族）以尚书兼少府监，韦伦上言曰：“楚琳凶逆，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上疏请求设置义仓以防水旱，择贤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无信约，专须防备，不可轻易。他退休生活10年，常在家乡思虑国家大事，分析政策得失，并及时提出恰当的建议，皇帝“每善遇之”。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从应天巡抚之位被罢官，回到老家琼山闲居16年，仍然心系国家社稷。隆庆四年（1570年），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主持三年一次的会试，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将参加这次会试。海瑞担心吕调阳徇私以讨好张居正，也担心担任首辅的张居正以权谋私，他专门给吕调阳写了一封信，指出利害关系。琼州在全府进行了一次清丈土地活动，负责此事的唐敬亭新推行的丈量政策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海瑞多次和唐敬亭进行沟通，并结合自己先前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建议，帮助做好这一工作。海瑞对做得好的官员写信予以勉励褒奖，而对不负责任的官员写信提醒。本来无官一身轻，过着优哉游哉生活的海瑞，之所以费神劳力、不厌其烦地和地方官反复沟通，甚至不惜发生争执，就在于他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