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传说中舜的时代，皇冠便已有了对官员三年一次考核的制度，根据考核结果，“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尚书孔传》）。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求自强图存，更加重视官员考核，创立了“上计”等制度。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日益成熟，官员考核制度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完善，终于在明代发展为系统性的官员考核体制，被称为“考察之法，详备极矣”（《万历野获编》卷11）。

　　明太祖朱元璋生于草莽烽火之间，目睹了大元帝国的崩溃，认为元亡的最大教训是“元政弛极，不修法度”，对待官吏过于宽纵，缺乏有效的吏治制度，导致官吏虐民、民不堪命。因此他格外注重官员考核。洪武元年（1368年），即下诏“以任内户口增，田野辟为上，所行事迹，从监察御史、按察司考核明白，开具实绩申闻，以行黜陟”（《明太祖实录》卷45），着力于考核各府州县官员的政绩和行为。纵观明代官员考核制度，DG游戏共有以下几个特点。

　　考核方式的立体化

　　明代官员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考满”和“考察”，前者属于对微观个体的个性化考核，后者属于对宏观群体的全面性考核。

　　“考满”，是针对每一位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核，主要是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任期政绩，“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明史》卷47），具体办法是三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之日，有司量其功过，分出等次，以此为据决定该官员之去留升降。

　　京官即南北二京中央机关的大小官员，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各院寺衙门，身处权力中枢，机构庞杂，人数众多。对京官群体的考满，是按照级别划线，四品及以上官员，有司将其考满情况上奏皇帝，由皇帝定夺结果，欧博注册四品以下官员，“先由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选监察御史考核”（《大明会典》卷13）。也就是说，先由各部门“一把手”填写鉴定之后，再交给监察御史考核，鉴定意见也和现代大同小异，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级。

　　外官主要是指各省的府、州、县官员，此外，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为一省的最高行政、司法机构，合称“二司”，他们和各府、州、县的官员，肩负着治理一方的重责，均属于被“考满”的重点对象。明朝在外官考满制度设计上弄出一个有意思的“环环相扣”的模式，大致是各县主官对下属官员考满，各州主官对各县主官考满，各府主官对各州主官考满，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联合对各府的主官考满，按察使司对布政使司官员考满，最后，再由朝廷派出的监察御史对按察使司官员考满，此外，还有吏部考功司对上述考满情况进行复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这样一个看似繁琐复杂的制度设计，主要是试图通过上级监督，欧博代理达到互相制约、避免“官官相护”的目的。

　　“考察”，是定期对大明王朝所有官员开展考核，可以说是“全覆盖”—“通天下内外官计之”。

　　京官考察，即“京察”，初无定制，天顺八年（1464年）规定“京官每十年考察一次，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上官考察”，才明确了京察十年举行一次，在制度层面成为常态化的考核制度。弘治十七年（1504年）又改为“六年一次，著为令”。（《大明会典》卷13）“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明史》卷47）。高级官员自己向皇帝述职，有不实之处，监察官员可以予以弹劾。其他官员则由有司按程序进行考察。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京察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一个创新之处，那就是“访单”制度，为了确保京察公正，提前给在京言官发放空白文书单子，用来填写所知京官的优劣事迹，可以实名填写，亦可匿名填写，以期广泛征求对被考核对象的反映。

　　外官考察，即“外察”，欧博官网又包括朝觐考察和巡察。朝觐考察，即地方官员定期到京师朝觐皇帝，朝廷顺便予以考察。朝觐之制，古已有之，西周诸侯朝见天子，进贡与述职兼备，即是此制。明代则恢复这一古风，明太祖自己解释说：“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才，天下何忧不治 ”（《明史》卷71）。朝觐考察时间初无定制，弘治年间“定外官三年一朝觐，察典随之，谓之外察”。

　　巡察，则是朝廷派出官员对各地方进行巡视考察，“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诸官考察”（《明史》卷73）。起初巡察制度遣官无定制，往往带有临时事务性质，比如洪武四年派遣工部尚书朱守仁巡察山东莱州地方官员，后来逐渐发展为专门派遣巡抚、巡按监察御史等官专司巡察事务，号称“天下司、府、州、县官贤否，独在抚按”（同上）。朝觐考察是固定期限的常规考察，巡察则是无定期、带有一定的随机性、灵活性。明代还要求在巡察结束后，负责巡察事务的官员要将“各官廉、勤、公、谨俱要指摘所行实事若干件开报，不得用笼统考语塞责”（《大明会典》卷210）。

　　考核机构与考核标准的专业化

　　明代建立了专门负责官员考核的行政机构，具体由吏部会同都察院统筹负责全国官员的考核工作。吏部设置了考功司，专“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明史·职官志》），都察院“专司风宪”，大致相当于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考核工作。此外，明代还在中央机关设立了其他有考核权的机构或岗位，比如十三道监察御史，名义上隶属于都察院，实际可独立行使行政监察权，此外，还设有六科给事中，专门监察六部官员，参与考核工作。在地方设立了按察使司，具体负责地方官员考核工作。这些机构共同组成了明代官员考核机构体系。

　　明代官员考核标准主要有三项：一是是否执行了《诸司职掌》《到任须知》规定的工作职责。《诸司职掌》明确了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到任须知》则规定了地方官员的工作职责，明太祖下诏要求考核地方官员“要察其勤惰，辨其廉能，细举《到任须知》内事目，一务必施行”（《大明会典》卷11）。地方官员参加考核，必须根据《到任须知》的规定条款，自己填写工作实绩，编成《须知文册》上交朝廷。二是是否完成了“本等六事”的工作任务，以地方官员为例，即指所辖地区的学校、田野、户口、赋役、讼狱、盗贼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三是是否具有“八项察例”的情形，“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明史》卷47）。其中“贪”是作为首要考核标准。根据以上考核标准，确定考核对象的等级是称职、平常，或是不称职。

　　考核结果运用的制度化

　　历代官员考核结果的运用，不外乎“奖惩”二字，明代则将考核之后的奖惩层级予以制度化。以朝觐考察为例，对于考核优秀者，朝廷予以赐宴，“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课朝觐官殿最。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此朝觐考核之始也”（《明史》卷47）。当各地的地方官员奉命朝觐的时候，明太祖命令吏部趁机予以考核，考核完搞宴请，评定为上等的可以坐下来吃饭，中等的可以站着吃，下等的不能吃饭，只能站在门口，等着大家都吃完才能离开。

　　而职务升降则是运用考核结果的主要手段。洪武十八年，“吏部言天下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称职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称职者十之一，而贪污阘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免为民”。（《明史》卷47）后来更进一步细化，编入《大明会典》，从制度层面予以固化。

　　通过官员考核制度体系，“一时守令畏法”，不少官员得到了震慑，明代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然而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并非完美，也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负责考核工作的官员自身腐败问题。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不少吏部、都察院的官员收受被考核对象的贿赂，甚至“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明史·选举志》），争相接受请托，然后在考核评语上颠倒黑白、满纸谀辞，时人讽刺道“古人所以颂圣贤者，今以之誉凡夫矣”（《皇明经世文编》卷446）。

　　晚明世情小说《金瓶梅》虽然表面讲宋朝故事，实际却烙着晚明的时代印记。比如西门庆买了个锦衣副千户的官做，明显是明代官名。这位大官人也参加考核，评语是“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因考核优秀还被升职为提刑正千户。晚明考核之虚设妄为，由此可见一斑矣。

　　有鉴于此，万历元年（1573 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上奏《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建议“随事考成”，此即“考成法”，通过增强六科的权力和力量，逐月对官员按具体事项进行考核。然而，面对整个官僚体制的腐败，亦无补于大势。

　　回顾明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经验教训，或许有以下启示：

　　一是考核官员不是小事，而是与国家治乱兴衰息息相关、互相作用。考核实，则吏治清，吏治清，则国家强，反之亦然。明代前期，考核制度得到了认真落实，国力也强盛，明代中后期，考核制度逐渐虚化，国家也随之衰败。

　　二是制度重在落实，明代在总结历代吏治的经验之后，营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体系，但是这套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还在于是否能够落实。

　　三是如果把官员考核制度体系视为一个肌体，那么首先需要防治的就是腐败的病毒。没有一个清正廉洁、敢于担当的队伍负责考核工作，那么考核权就会被用于捞取私利，不仅会破坏考核工作，更会对国家的吏治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

　　（作者：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干部）

编辑：肖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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