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欧博注册现有的综述大多数聚焦于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研究，或者专注东南亚某一问题领域的研究。最近十余年是东南亚研究倍受国内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重视且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调研分析却很鲜见。国际上（以欧美国家和东南亚本土国家为主）的东南亚研究固然重要，但有别于国际上的研究，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反映的是中国学者对东南亚问题的关注点及认知，对内是中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对外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和传递了“中国声音”；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阶段性的研究综述有助于“梳理学术演进的知识谱系，找出过去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推导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趋势及未来方向。为此，单独对国内近十余年来的东南亚研究现状进行调研及评估是必要的。

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国内12个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期刊，以其中的东南亚研究论文为分析对象，总结近十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状况及特点，并结合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背景分析现状的成因。本文以期刊论文（而不是以中文著作或研究人员）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该研究路径具有以下三个优势：其一，期刊论文与专著、编著等其它类型的学术成果相比数量更多，所涉主题更为多元，通过期刊论文窥探某一研究领域的“样貌”也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其二，作为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展示平台之一，学术期刊出版周期较短，可以较为及时地对研究热点作出反应，进而体现某一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与长时期的发展脉络。其三，评估标准相对客观。若单纯以研究人员为分析基础，则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划分东南亚研究人员与非东南亚研究人员的界限，因而在分析现状时可能出现主观选择的偏差，但基于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影响力，活跃于东南亚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队伍可以得到清晰呈现。

一、国内主要中文期刊与东南亚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文期刊层出不穷，但其中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类期刊历历可数，专注于东南亚问题的地区/国别研究类期刊更是屈指可数。正因为如此，国内东南亚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的呈现较为集中，使得通过期刊论文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现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一）学术期刊的选择

本文选取《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和《东南亚研究》等国内12种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类中文学术期刊，对2007-2017年期间这些期刊选刊的有关东南亚研究的文章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此窥见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特点。笔者主要选择了两类期刊：一是国际关系研究综合性期刊（见表1除《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外的十种刊物），这类期刊的论文选题涵盖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各个方面，从中探索东南亚研究的情况有助于了解东南亚研究在国内国际关系研究乃至整个学科中的地位，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二是专注于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期刊，即表1中的《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由于长时期集中关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相关问题，这两种刊物可以更加细致且深入地反映国内关注东南亚问题的焦点变化。所选期刊及其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上述12种期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在国内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代表性。除了《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具有明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特征之外，其它期刊所刊论文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方面，尽管每个期刊的侧重之处有所区别，如《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主，欧博代理《国际观察》重点关注的是国际安全问题，但这些期刊所选论文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个领域，也代表了国内研究的较高水平。第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2007-2017年期间（甚至自办刊以来）上述期刊在性质及模式上都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此可以大致推断这些刊物在选题偏好、稿件来源、文章类型及受众人群上不会出现太大变动，将其作为分析对象可避免由于刊物本身的变化而导致统计与分析上的偏差。第三，所刊论文的作者以中国学者为主，能够较客观地体现国内东南亚研究的特点与水平。尽管也有少数外国学者在上述期刊发表论文,但这些学者大多数为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国际留学生或出生于中国，而后移民他国的华侨华人，他们的思想与思维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国内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中国学者”的属性。总体而言，上述三个特征也是笔者选择这12种期刊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二）东南亚研究论文的刊登情况

在2007-2017年期间，上述12种中文期刊共刊登9096篇论文，而东南亚问题研究的论文为1470篇，占比约为16%，但除却以上两种区域/国别研究期刊之后，该比重仅为4.41%。表2直观地呈现了各个期刊的东南亚研究论文数量及比重，数据显示，除《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外十个综合类期刊的东南亚研究论文占比情况均不突出。这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地图特征基本相符。国内早期以引进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为主，在出现研究上的“自觉”后，出于借鉴发展经验等目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或世界性大国。相比较而言，东南亚地区/国别研究在国内国际关系研究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带。东南亚国家以小国为主，对于中国而言借鉴意义不大，其对于中国而言的地缘政治意义也是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国内研究者对东南亚问题关注程度的变化是一个缓慢递增的过程。

根据2007-2017年东南亚研究论文的比重变化特征，笔者将上述12种期刊分为三种类型，在对东南亚问题的关注上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类期刊东南亚研究论文占比小且年份变化不明显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科学》、《国际观察》和《国际论坛》六种。如图1所示,这些期刊的东南亚研究论文在大多数年份中的占比都小于5%,这一比例并不可观。

第二类期刊东南亚研究论文的占比在所有期刊中处于中等水平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即《当代亚太》、《太平洋学报》、《外交评论》和《国际问题研究》四种刊物。观察图2可知，在2007-2017年期间，东南亚研究论文比重波动幅度较大，《当代亚太》的比重在5%~25%之间，其余三种期刊的比重则在1%至15%间波动。其中，2012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这些期刊在2012年以后的东南亚研究论文比重总体上比该年份以前的大。2012年是南海争端白热化的一年，南海争端由于所涉国家多、域外势力不正当干预等问题而复杂化，对中国的主权利益和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与中国的在国际上的权益直接相关联，也正是这一“契机”使中国期刊编辑及学者更多地注意到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和东南亚问题的复杂性，并开始增强对东南亚的关注。

第三类期刊是以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为主的期刊，即《南洋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相关论文占比最大，基本都在80%上下波动（如图3所示）。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东南亚研究论文部分，剩下的小部分比例的论文所涉主题基本都是华侨华人和海洋领土争端，而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是东南亚地区两个主要问题领域的“衍生品”。

总体而言，欧博官网从论文数量及其年变化来看，尽管近十余年来国内研究者对东南亚研究的关注程度逐渐上升，但对比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东南亚研究的进展还是相对滞缓的。然而，正如中国领导人在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所提到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增加，相互需求也在增加；东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都有增无减；同时，随着“进军”东南亚的中国企业与个人规模的扩大，国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层面对东南亚研究成果的需求也在增多。从这十年东南亚研究论文数量的变化情况来看，成果的“供给”仍无法跟上“需求”的脚步，东南亚研究还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

二、东南亚研究的内容及特点

东南亚研究本身也是一个涵盖多项议题的复杂的研究领域。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主要关注东南亚区域/国家的哪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理论路径或研究方法是什么,这是东南亚研究现状调研的最重要部分。

从所涉议题来看，国内东南亚研究主要关注东盟、南海争端、国别研究、双边关系、次区域合作和华侨华人等多个问题领域。如表2所示，国别研究，即对某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历史与现状的深入分析是最受国内研究者青睐的议题，其次是东盟与南海争端研究，这三个主题的相关论文数量几乎占据了东南亚研究论文总数的2/3。双边关系及华侨华人等虽不是最主要的议题，但在东南亚研究论文中也占据了一定比重。

1.国别研究

近十余年来国内的东南亚研究以国别研究为主，其相关论文的数量约占东南亚研究论文总量的38.3%。而对于东南亚十一国，国内研究者也存在关注程度的差异，如对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和菲律宾七国的研究成果明显要多于另外四个国家（如表3所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较为明显，总体而言，若一国经济政治影响力较大，或者与中国关系较为特殊，其在国内受关注程度自然相对较高，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

按照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寡，笔者将这11个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国内学者高度关注的国家，如越南、泰国和印尼。这类国家的特点在于各种“硬”指标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都很靠前，如印尼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GDP总量排位都是第一（2016年数据），是东南亚地区名副其实的“大国”（相对于东南亚其它国家而言），越南和泰国也在上述指标上占据优势，而这也是各国经济政治影响力大的重要物质基础。此外，越南的情况较为特殊，它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与中国拥有相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再加上近现代以来与中国的关系演变较为复杂，无论是出于对同类型国家的“关怀”，还是对双边关系发展走向的警惕，国内学者都有理由对越南政治、经济与社会给予高度关注。而泰国是世界各国中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及2014年泰国军变这些因素也成为泰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倍受国内学者关注的契机。

第二类国家在国内受关注程度中等（略低于上述三国），包括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和菲律宾四国。它们的国家体量在东南亚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但拥有较为突出的影响力。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影响力”大部分来自其经济发展的成效——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先驱与榜样，也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发达国家；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是“亚洲四小虎”国家。而缅甸的“影响力”则主要源于缅甸的政治动乱（2010年前后缅甸由军政府转型为民选政府）及其外溢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第三类国家受关注程度最低，欧博娱乐柬埔寨、文莱、老挝和东帝汶都归属于此类。与前两类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明显规模小，国际影响力较弱，再加上它们对外交流有限，造成国别信息资料获取难度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们在国内的受关注度。

从国别研究的主题来看，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是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其论文数量约占国别研究论文总量的40%；其次才是经济、社会、文化类的主题，占比依次为17%、17%和15%（详见图4）。而在政治这一大主题下，相关论文主要关注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包括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普遍出现过的军事政变现象）、政党政治、宪政改革、国家内部分裂以及外交政策（主要涉及对中国、美国、日本和东盟等国家或地区）等问题的研究，呈现了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总体特征——尽管已度过殖民独立后的政治现代化“阵痛期”，东南亚国家内部依然存在各种特有的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因素。对此，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对东南亚政治的重点变量关注依然不足，尤其在军人干政的横向比较、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对东南亚政治的关系等议题上，这些不足在本文的统计结果中也略有体现。

国内对东南亚的经济研究专注于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成因与经济政策的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主要扮演着“世界加工厂”的角色，这既是由东南亚国家的优势条件所决定的，也预示着这些国家内部可能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另一方面，随着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愈增强，反映在中国对该地区投资、贸易与人员往来的增多，与此相伴而生的研究问题虽然也在国内期刊上的论文中有所体现，但数量并不多。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问题并不少于政治领域，但二者的论文比例明显不对称。东南亚国家经济研究理应被给予更高的重视。

无论从族群、阶层还是祖籍等属性看，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构成都比较复杂，由此萌生的族群冲突、阶级对立和移民问题也较为突出。国内学者对东南亚社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上述问题上。东南亚国家文化研究的最重要内容是宗教，各国的宗教信仰多元，影响广泛而深刻，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宗教本身的特征描述等主题。此外，国内部分研究者还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感兴趣，重点关注的是近代殖民时期的历史事件，也有少数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考证。

2.东盟研究

东盟是国内东南亚研究的第二大议题，其在国内的研究热度仅次于双边关系。但从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来看，研究热度总体上呈“降温”趋势（详见图5）。这是由于在过去十余年间，东盟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建立在东盟原有特征与相关事件上的研究到这一时期已逐渐趋于“饱和”状态，研究者只能“转移阵地”，而这也可以从国内研究者对东盟的关注点较为集中这一事实中得到证实。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不会偏离以下三个部分：东盟自身的发展研究、东盟与其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东盟对外关系。

第一是东盟自身的发展研究。这类研究尤其强调东盟作为一种区域一体化机制/国际组织的特殊之处，主要包括“东盟规范”、“东盟方式”等概念的提出与辨析，东盟作为一个政治行为体的政策、战略与实践,东盟在推动区域一体化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及东盟机制建设的过程、问题与前景等主题。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约占东盟研究论文总数的1/3，其热度与另外两方面相比属于中等水平。

第二是东盟内部研究。相关论文数量仅为东盟研究论文总数的10%，说明该议题并不是国内研究者对东盟的最主要关注点。东盟内部研究总体包括东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或者东盟对成员国的政策举措）及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东盟框架下成员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现状与政策（包含成员国对东盟的认同）等内容。

第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对外关系研究，这是东盟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论文数量为128篇,约占东盟研究论文总数的57%。受研究者立场及研究成果服务于实践这一目的的引导，欧博allbet国内研究者最为感兴趣的是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其次为美日两国与东盟的关系，此外，俄罗斯、印度、欧盟、澳大利亚、韩国与东盟的关系也受到一定关注。从具体内容来看，经济关系（如自贸区建设、产能合作、投资、对外援助等）、双方对彼此的态度与政策（如东盟对中国的认知、东盟的大国战略和美国对东盟的政策等）、安全合作（包括能源安全、反恐、救灾等）等是主要的研究主题。

主题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盟研究的重复性较高。纵观这十年来的研究东盟论文，很多关于“东盟方式”等的研究不过是在重复前人的观点；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后，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主题上，具有相似研究内容与结论的有关论文成果又成批地出现。尽管研究主题的集中与学者观点的相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东南亚研究的某种趋势与立场倾向，但如何加强研究成果之间的“对话”，强调基于已有研究上的创新，同时避免重复性研究，也应该成为从事东南亚研究者留意的问题。此外，如何把上述三个维度结合起来研究，也可能成为未来东盟研究的突破口之一。比如，有学者指出，东盟自身一体化动力不足导致其对外交往（维持与大国的关系，或者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盟自身发展、东盟内部及东盟对外关系三个维度的不可分割性。

3.南海争端研究

从数量变化来看，近十年来南海争端研究论文总体呈增多的趋势，其中2012年是国内学者关注南海争端的一个高峰期和转折点，此前论文数量逐年攀升，该年份以后则处于波动状态，但数量依然多于2012年以前（详见图6）。正如前文所说，2012年是南海争端激化的一年，在国内形成一股南海争端“研究热”。在这股研究热潮中，来自国际法和历史专业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她们分别从法律和历史的角度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权益作辩护，为中国对外表明立场提供学理依据。而国际关系学者则倾向于探讨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域外国家的不正当干预等问题，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为中国政府维护本国权益与缓解南海争端建谋献策。

4.其它议题

除上述三大议题外，国内研究者还关注东南亚地区的其它问题，如双边关系、华侨华人、次区域合作、地区安全等，虽然这些议题的成果在所有东南亚问题研究论文中占比没有上述三个议题那么可观，但也代表了中国研究者的“一家之言”，因此也值得探究。

其一，双边关系。具体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域外大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系，东南亚本土国家间的关系在内等各种双边关系组合，大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与外交，以及东南亚国家对大国的认知与态度等。在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突出两个思维方向，一是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二是小国应对大国博弈的政策与措施。

其二，华侨华人。国际关系中关于“人”的研究很少，但在国内的东南亚研究中，对于“人”的研究算是一大特色。有关论文重点关注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现状、华侨华人与国内的联系以及当地华侨华人在维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等议题。

其三，次区域合作。这是近些年才广泛兴起的研究主题，主要关注的是大湄公河流域和北部湾两个地区，研究内容包括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域外国家的政策与影响以及具体合作项目（如水资源开发）的发展等。2016年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使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成为研究热点，有关论文的数量在此年份前后出现了小高峰。从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澜湄机制的重视来看，以澜湄机制为主的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研究热度将会与日俱增。

此外，东南亚地区安全（以恐怖主义与反恐为主）、区域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也受到国内少数学者的关注，但在论文数量上无法与上述议题相比，这反映了东南亚地区存在相关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成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突出特征，至少在国内学者看来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从研究方法与理论路径来看，国内东南亚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即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分别运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中的理论方法分析东南亚问题，致使我们无法用某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或方法路径来对国内东南亚研究进行梳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区域/国别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性以及对“复合型人才”需求。

三、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队伍

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同等重要。国内主要有哪个地区、哪类机构以及哪些人员在推进东南亚问题研究，这一支学术队伍具有什么特征，也是研究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2017年在国内主要国际关系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有千余名。考虑到有的学者可能只是偶然性地发表了一两篇与东南亚有关的论文,并不长期从事东南亚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东南亚研究者，另外也出于信息收集与统计上的可操作性考虑，笔者仅将发文较多的学者（本文选择的是按发文数量排序后位置靠前的55位学者）及其相关信息整理出来，以此分析东南亚研究者的特征。如表5所示，这些学者在过去十余年里大都已进入工作单位并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人员，足以作为国内东南亚研究者的代表。总体而言，这一个群体具有下列四个特征：

首先,就年龄而言，国内东南亚研究者以60及70年代出生的学者居多（如表5及图7所示），他/她们在过去十年间正处于40-60岁的创作高峰期及事业上升期，这是促成他/她们论文高产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出生于40-50年代的学者以及80后学者所占比重较小，说明目前国内东南亚研究从事者以中年学者为主，为了使国内东南亚研究实现持续发展，未来可能需要在该领域注入更多的青年力量。

其次，从职称来看，大部分（约为53%）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在2007-2017年间实现了职称的提升，主要是从中级职称转变为副高，以及从副高转变为正高（如图8所示），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在上述年龄特征中提到的这一个群体大部分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事实。就当前的情况看，国内东南亚研究从事者以拥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学者为主，约占这一群体的89%,其中正高职称拥有者占49%。

再者，从学历与学科背景来看，这一群体几乎都是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培养出来的专家学者，他/她们大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专业背景不同（详见表6与图9）。其中，来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学者最多，约占这一群体的40%，其次是历史学，占比约为35%，最后才是经济学和文学（包括语言学）专业；此外，在南方院校取得最后学位的学者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北方院校。从这一结构来看，在南方院校接受教育与训练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学者是国内东南亚研究的主力军。

最后，就所属单位而言，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的分布也较为集中。如图10所示，仅在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两所高校就分布了一半以上的学者，其次是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四家单位，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国内主要由哪些机构在推进东南亚研究，但这还要结合各单位在2007-2017年间发表的论文总数来判断。

从研究者看，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是东南亚研究的学术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从发表论文的总量来看，也能够得到相似的结论——这六个机构在所有发表过东南亚问题研究论文的单位中位列前六（详见表7）。从主要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来看，广东、北京是资源最为集中的两个省市。根据论文数量多寡，笔者将国内关注东南亚研究的主要机构划分为三个梯队，尽管在对东南亚研究的关注程度上存在差异，它们在推动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梯队包括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两所高校，第二梯队为表6中排位第3至第6的四个机构，包括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云南大学,排位第7至第10的六家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则为第三梯队。

第一梯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下设的东南亚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分别成立于1956年和2000年，成为国内较早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两所高校具有较长的研究东南亚的历史，成立至今已形成相对完备的研究架构及稳定的团队，这首先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分别位于广东和福建，两省位于中国紧邻东南亚的沿海地区，天然地更易于与东南亚国家产生联系；这种联系既能成为一种研究资源，也催生了当地进一步了解与研究东南亚国家的需求。此外，这两所高校分别主办了一份刊物，即表1中《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东南亚区域研究期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这两家发文数量最多的原因，但办刊本身就是该机构重视东南亚研究的表现之一，因此这一解释并不对本文的推论（即某研究机构发文数量越多，代表其在东南亚研究中的影响力越强）造成威胁，相反恰恰证明了两所高校在国内东南亚研究上的引领作用。

第二梯队：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与第一梯队的两所高校相似，主要基于地理上的优势而致力于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位于广东，云南大学所处的云南省与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多个东南亚国家陆上相邻），但二者成立时间略晚一些，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可以说，上述四所高校是国内主要的以东南亚研究为专长的机构，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则是综合性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其所关注的内容涵盖国际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了东南亚区域/国别。尽管并不专长于东南亚研究，但在相关成果数量上仍占优势，体现了这两个机构在国际关系研究上强大的综合实力。

第三梯队：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致，第三梯队的六所高校虽然不强调以东南亚研究为专长，但作为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上较有影响力的机构，也在为东南亚研究“添砖加瓦”。需要强调的是，有别于第一与第二梯队的六个机构，第三梯队中的东南亚问题研究论文发表者以博士研究生为主。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据笔者的统计，该单位在过去十年间发表的23篇论文中有10篇是以博士生的身份发表的,占据了约43.5%的比例；复旦大学的这一比例更为突出，约为77%（17/22）。这说明东南亚研究的一股“新兴力量”正在第三梯队中崛起，但由于其所在机构缺乏丰富的东南亚研究经验与资源，崛起速度较为缓慢，目前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不是特别突出。

四、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一定进展，表现在有关论文数量有所增长，一个稳定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研究内容也渐成体系，在相关热点事件的推动下，国内还掀起了几次东南亚研究的小高潮。但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或者单纯看自身发展的完善程度，国内东南亚研究与“成熟的研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距离。总体而言，其特点或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东南亚研究尚且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东南亚问题研究论文虽然在整体数量上略有增长，但占期刊所有论文的比重并不突出；研究机构较少，尤其是专长于东南亚研究的机构更是屈指可数，这不利于形成“百家争鸣”、相互促进的积极学术氛围，毕竟每一家科研单位在对各方面研究内容的关注上总是存在局限的；就研究人员而言，尽管上文提及，一股以博士生为代表的新兴研究力量正在缓慢崛起，但这股力量能否最终成为东南亚研究的中坚力量，还取决于研究机构的设置和研究资源的配置，如果这股力量无法成为得力的传承者，就当前从事东南亚的研究人员机构来看，未来中国东南亚研究就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的危机。

一方面，东南亚研究理应得到更高的重视，其原因在本文开篇部分已经略有陈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从2017年《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通过、澜湄合作的“风生水起”、中菲与中越等多组双边关系的升温以及东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回应等现实情况来看，未来几年将迎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机遇期，但机遇通常也伴随着风险，如何抓住机遇，避开风险以实现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利共赢等现实问题也将催生对东南亚研究成果的更多需求。

另一方面，若要实现国内东南亚研究长足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的支持和研究者的重视——既需要更多的研究机构得以设立的“硬性”条件，也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以提供“软性”支持。此外，研究机构在引领东南亚研究方向及吸收研究人员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除了及时对现实需求作出反应之外，还应鼓励更多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人才加入东南亚研究队伍。

第二，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问题领域较为集中，虽然已经基本克服了20世纪末“重文史而轻现实经济政治”的不足，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依然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包括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不平衡，以及现实需求与研究成果的不平衡两方面。比如，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少于政治领域的——尽管在实践中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经济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样突出，也同等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结构有关，国际关系学（属于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和历史学占据了最大比重，而拥有经济学背景的研究人员只是少数，因此从经济视角讨论东南亚问题的成果占比不突出。由此来看，在国内构建一支具有广泛学科背景的研究队伍再次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之一。此外，前文提及，目前国内东南亚研究的主力军是在南方高校接受系统教育与训练的国际关系与历史学者，这些院校长期关注的是区域或国别研究，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研究思维体系，导致研究者的体系思维与比较意识有所欠缺，使得当前国内东南亚研究在不同层次的研究发展不平衡，比如国内层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且优于区域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成果。因此，未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发展应该更为注重研究者的宏观视野与比较思维的培养问题。最后，本文第二部分所陈述的问题领域固然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但长时期高密度的研究已使某些领域已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很多所谓的创新性研究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或许已经无法创造太高的理论与政策价值。基于此，如何与时俱进地发掘更多问题领域以及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以拓宽现有研究面，也是当前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难题之一。

第三，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在过去十年间的东南亚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研究成果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实践（乃至企业与个人的实践）为目的，本文总结的几大议题中,双边关系、华侨华人等自不用说，其研究对象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要素，而另外的三大主要议题——国别研究、东盟研究以及南海争端——相关论文或多或少都涉及“对中国的影响/意义”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等内容。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理应服务于政策实践，从这一角度看，以中国为中心开展相关研究是合乎情理的，也是东南亚研究者作为中国学者应尽的责任之一。其二是以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视角来研究东南亚国家/地区的问题，该现象在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文献中尤为突出，这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是过分夸大中国的影响而忽视东南亚国家在某些具体案例中的主体地位，在个别情况下还可能产生国际关系研究较为忌讳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情怀。举个例子，有的研究者习惯不分情形地将“中国威胁论”作为东南亚问题研究的自变量，却不深究作为研究对象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内部的特殊因素，这一思路无形之中已将中国置于研究对象之上了。此外，国内东南亚研究“中国中心”主义问题，还可以通过国际上的研究得以体现。以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为例，尽管该国学者与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存在太大差异，但对于具体问题（如华侨华人）讨论通常运用的是“多元共生”的框架，而不是中国大多数学者所秉持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二元悖论”思维。又如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受历史经历的影响，该国的研究兼具了西方与东方思维，研究成果原则上是为了服务新加坡独立建国及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新加坡中心”论的色彩，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这也进一步说明，以本国为出发点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是不可避免的。概而论之，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既可以是国内东南亚研究的特色与优势，但也可能成为限制研究者学术发挥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服务于中国的政策实践”与“恰当地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开展研究”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上述特点与问题正是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的空间与前景所在。总体而言，目前的东南亚研究尚有不足，但“需求”催生“供给”，就当前国家在政策层面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东南亚研究应该会迸发出更大的活力。2017年也的确见证了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又一番高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及时成立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为澜湄合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智力支持；在陕西省等原东南亚研究重镇以外的地方，数所高校相继设立的国家级别的东南亚地区/国别研究中心获得审批,打破国内东南亚研究僵化的地区分布规律；北京外国语学院建全设立东盟十国官方语言专业，为扩大东南亚研究复合型人才队伍作准备；等等。在保持这一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要实现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长足发展，还需要学者在拓宽东南亚研究的问题领域以及研究视角的延伸等方面花费更多的心力。

结语

在统计分析国内主要国际关系中文期刊所刊发的论文之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国内的东南亚研究的现状特点，主要包括：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发展速度相对滞缓，在国内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尚不突出；研究内容与主题以国别、东盟和南海争端为主，双边关系、华侨华人和次区域合作为辅，理论方法多元,跨学科性明显；研究人员以中年学者为主，他/她大多数为毕业于国内高校的历史学或国际关系学博士且目前已拥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研究机构包括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地域分布上以广东、福建和北京两地为主。

对现状进行调研是为了更好地认清与把握未来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方向。基于上述国内东南亚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未来东南亚的研究可以逐渐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以实现“质”与“量”的同步提高：其一，研究机构应该发挥作用，鼓励来自不同学科的人才加入东南亚研究的队伍，培养更多的东南亚研究的青年专家以及“复合型人才”；其二，研究者应该给予东南亚经济领域的议题更多的关注，同时发掘更多新的问题领域；其三，研究者之间应增强交流以避免在相同的内容上作重复性研究，使研究成果实现“螺旋式”的进步，即基于前人研究上的创新发展，而非原地踏步；其四，研究者应该恰当运用“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使研究成果既不会忽略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也能够服务于中国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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